草婴同志在《姜椿芳传》序言中提到，姜老在秦城监狱中反复思考的只有两件事。他出狱后，一是要倡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另一个是要组织和培养翻译队伍。他希望把我国的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培养大批的翻译人才，为祖国建设服务。
姜老要把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的愿望由来已久。建国初期他还在上海工作时，就发起、筹建了上海翻译协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活动，自动解散了，但姜老一心想实现这个梦想。他抱着这个愿望，于1980年、1981年间，在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多方奔走，找翻译界的知名人士和新闻出版界的领导多次商谈，讨论筹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问题。建立全国性的翻译协会并非易事，需要有挂靠单位、办公地点、常务工作人员和财政支出等等。姜老是位优秀的社会活动家，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在他和中国外文局前任局长、老翻译家吴文焘等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翻译名流的努力下，经过国家人事局等有关单位多次筹备召开工作会议并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终于在1982年6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成立大会。国务院和人大常委的领导同志王震、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薄一波、杨静仁等出席大会。姜椿芳被选为首任会长。
姜老担任协会会长时还有几个职务在身。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央编译局顾问、中国政协常委、政协文教组组长等。应该说，他当时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而且他还患有严重的眼疾，看文件要用放大镜，行走要有人搀扶，但他对译协的工作情有独钟。他定期主持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计划、落实工作安排，有时为了工作方便，他干脆把常务理事会安排在他家里开。他对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有着全盘的考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把译协做大做强。根据译协的章程，全国译协成立后就要逐步把各省译协筹建起来。姜老不但要求秘书处到各省市去帮助、参加筹建工作，还亲自走访黑龙江、辽宁、宁夏、上海、天津等地，协助当地整合翻译力量，帮助当地翻译界化解矛盾，使这些省市在短期内建立起协会。姜老在筹组翻译协会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宣传我国的翻译事业，宣传办协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团结好队伍，提高翻译业务水平，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他不但自己宣传，下省市总还邀请翻译家一起去宣讲或作专题报告。我记得他曾请过戈宝权、叶君健、王佐良、程镇球、高莽等同志到省市译协作专题报告。
姜老很重视译协的学术活动，他要求中国译协要按翻译专业建立起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民族语言、外事口译、军事科学、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等学术委员会，并按不同的学术专业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他在1986年11月至12月间先后出席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和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的成立大会。1987年4月4日又陪同伍修权副总参谋长前往中国军事科学院出席中国译协军事科学翻译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姜老每次到会都要大谈翻译的重要性，希望翻译界团结起来，干一番事业。
在中国译协建立的九个翻译学术委员会中，姜老特别关注科技翻译和民族语文翻译两个学术委员会，认为他们是翻译大家庭中的两个小弟弟，应该多加扶持。他曾为第一次全国科技翻译经验交流会作了书面发言，题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第二次、第三次全国科技翻译学术研讨会分别发去贺信。为上海科技翻译协会的会刊《上海科技翻译》杂志创刊号写了贺信。他对民族语文翻译活动更是关怀备至。1985年8月，他亲自前往乌鲁木齐出席全国第一次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129人，代表18个民族，学术论文88篇，包括16个语种），代表中国译协向大会表示祝贺并作学术报告。1987年8月，姜老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坚持要到内蒙古通辽市代表中国译协出席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代表145人，23个民族，21个语种）。姜老参加这次活动，距离他辞世，仅有四个月。当我在姜老追悼会上碰到民族语文翻译界的朋友时，他们都为姜老最后一次参加通辽会感到深受鼓舞，也感到十分难过和内疚。
姜老到省市地区参加翻译活动，一直都很尊重当地翻译界的意见，很尊重当地的党政领导，他要求我们在开展工作前必先拜会当地领导，虚心听取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筹建上海文学翻译协会前，姜老曾约草婴等同志去拜访过巴金老人；筹建天津市翻译协会时曾拜访过李霁野等翻译家；筹建黑龙江译协时曾看望过当时的省主席陈雷同志。筹建宁夏译协时曾亲自看望过自治区主席黑不里同志；到乌鲁木齐参加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时曾亲自拜会过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姜老说，我们下到省市工作，一定要讲礼貌，要拜见当地的父母官和当地翻译界人士，没有他们的指导，好事也办不成。
姜老生前心里总装着全国各省市译协的发展规划，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西藏译协怎么还成立不起来，是不是该找阿沛副委员长想想办法。他的脑子里总想着翻译问题。有一次，他曾对我说，你花点时间，收集一些翻译出版界方面存在的问题，用我们的名义写篇文章，提出一点看法。我忙于日常工作，没有抓紧时间去办，后来他自己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了题为“翻译工作的发展和面临的新课题”的文章送有关报刊发表了。
姜老也十分重视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83年，他以译协会长的名义，为会刊创刊号撰写了题为“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的文章。他希望会刊在探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术问题，交流、总结翻译经验和外语教学经验等方面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开创翻译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还希望会刊能在评介翻译作品、开展翻译评论方面多做工作。1985年，当他得知某市出版界要著文批评某出版单位一名译者的译著时（有材料列举实例，揭露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粗制滥造等现象），他要求会刊编辑部应该去采访他们，刊登这种批评稿件，制止劣质译作的出版。
根据他的指示，会刊曾多期刊发翻译评论文章，批评当时译界只顾求快，不顾翻译质量，以及出版社对译著不进行认真核对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有一次姜老在开完了常务理事会后来到会刊编辑部，他对编辑同志说，你们要去拜访老翻译家，请他们提意见，谈译事经验，写他们的访问记。后来，会刊的编辑人员便经常分批外出，先后访问过肖三、曹靖华、楼适夷、汝龙、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吕叔湘、卞之琳、曹汀、吴亮平、罗大冈、师哲等许多老翻译家。他们撰写的译事经历和译作经验深深教育了青年读者。根据姜老谈话的思路，会刊开辟了报导新老翻译工作者的栏目。我们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一直把老翻译家、青年翻译家、青年翻译理论人员和翻译教学人员当作会刊的朋友或约稿对象。《中国翻译》杂志在这支数百人的作者队伍的努力下，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
姜老认为翻译界应该重视翻译评论工作，对优秀的译作要大力推荐介绍，对不好的或粗制滥造的译作要进行批评，特别要进行学术上的分析，指出其错误和根源。他还认为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从翻译队伍的培养与教育入手，不是打几棍子就能解决问题。他始终认为要做好翻译工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翻译工作新貌”一文中，他论述了翻译工作者的修养问题以及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要做一个好的译者是很不容易的。一是翻译人员要具备良好的翻译修养素质，翻译工作者本身必须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中文水平和专业知识，要有对人民负责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二是要坚持正确的翻译标准。他以多年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点：“如果说，以严复等翻译界老前辈开始的以‘意译’为主的译风是第一代，以鲁迅提倡‘宁信不雅’的译风为第二代，那么，1949年建国以来翻译界的译风可以说是第三代了。第三代的译风是既主张严格根据原文翻译，原意不增不删，不为雅顺而脱离原文，又要求中文的表达不仅通顺而要有文采，能把原文的神韵风格传达出来。这就是说，既不意译，也不直译，而是真正的等值翻译。”他认为，“我国翻译界正是在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提出自己翻译标准的道路上前进的，是把翻译作为一种科学，一种艺术而努力从事的。”
姜老是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热心人和开拓者。他一生对翻译工作怀有追求不完的梦想。他在中央编译局亲历马恩列斯三大全集问世后，又希望全国翻译界能把“东西方各国所有从古到今在学术发展上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最新技术的论著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组织全国翻译力量，把总数可能不下一万种的名著保质保量地翻译出版。”“作为新时期的新任务，还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以及现代中国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大量翻译出去。”
我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改革开放又给我国翻译工作带来了春天。当年姜椿芳、吴文焘等领导同志以及老一辈翻译名家创建的中国翻译协会，经过多年的事业拓展，经过中国外文局历届领导的扶持和关心，特别是经过中国翻译界多年的艰苦、努力工作，目前已经成为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并具有很高声誉的全国性协会。中国译协1987年加入国际译联，2005年8月在国际译联第17届理事会上，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首次当选国际译联副主席。2005年8月3日在芬兰坦佩雷举行的国际译联大会上，国际译联代表一致通过中国获得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注：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在上海成功举办，在国际译联历史上创造了参与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参会人数最多、提交论文数量最多、学术论坛数量最多等多个第一。）。这些业绩和成就都说明中国翻译事业在后辈们的努力下正在蓬勃发展。姜老热爱翻译事业的情怀，以及他毕生为翻译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姜老的英名，以及他为中国译协所做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文/林煌天，曾任中国译协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翻译》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