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

  发布时间:2015-12-25
 

  1998年11月2日至5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杨正泉,常务副局长赵常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译协名誉理事爱泼斯坦亲临会议祝贺。赵启正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翻译事业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我国译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市场的不良状况,对中国译协及全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如何转变机制、转变观念,在新形势下适应并跟上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赵启正同志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翻译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翻译工作者的殷切关怀和期望,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爱泼斯坦同志也在开幕式上就译者的译德、译风问题作了讲话。国际译联主席弗?埃尔比洛教授为此次会议发来贺电。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中国译协会长叶水夫同志代表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修改并通过了中国译协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以宋书声为会长的中国译协新一届领导机构。新当选会长宋书声同志在闭幕式上讲话,决心要使译协新一届领导班子成为适应时代要求、开拓务实、团结进取、具有奉献精神的集体,全力以赴,争取把译协的工作做好。
    中国译协所属全国各省、自治区、市(含计划单列城市)及部分中央国家机关53个会员单位推举的300多位理事及特邀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在大会和分组会议上,代表们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译协工作,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首都新闻媒体对此次会议做了及时报道,增强了中国译协和会议的社会影响。
    本届会议是一次世纪之交的历史性盛会。会议回顾并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特别是中国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即第三届全国理事会会议)以来,作为传播中外文化与科技信息桥梁的全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在各行各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明确规定了中国译协今后的主要任务、奋斗目标及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方法,这对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进一步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知识经济的浪潮正在兴起。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翻译界在面临更加广阔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和新的意识来重新审视翻译事业的发展与对策,明确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中国译协,作为全国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必须逐步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会模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转变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求生存、谋发展;我们将脚踏实地,为充分调动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翻译工作者的地位、维护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努力多做工作;同时,为提高翻译质量、使我国的翻译市场更加有序地健康发展,我们倡导建立翻译资格考核制度,健全翻译职称评审制度,大力开展翻译批评,提倡展开健康的学术争鸣与探讨,弘扬优良的译德、译风,鞭挞译界存在的不良倾向和行为,充分发挥译协作为学术团体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还要加强翻译培训,争取使翻译事业后继有人,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加优秀的翻译人才。新的形势对广大翻译工作者同样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希望广大译者要不断加强学习,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自尊,自立,自强,自律,一专多能,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时代在召唤!中国译协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团结各地译协及广大翻译工作者,在跨世纪的历史机遇面前,以开拓进取的积极态度迎接新的挑战,为在新时代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时代在呼唤翻译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我很高兴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央外宣办,祝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全国理事会议的召开!
    我本人不是一个翻译工作者,但有很多翻译工作者是我的朋友。近十年以来,可以说我每天都需要翻译工作者的帮助,直接给我的工作以支持。所以,我今天是以一个被翻译工作者帮助的对象的角度,来谈谈对翻译事业的一点儿期望。
    对于翻译事业,我的感想是,时代在呼唤翻译事业,时代在呼唤翻译事业更加兴旺,更加发达。翻译工作多么重要,这一点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和过多地叙述,因为大家是终生从事这个事业的,这点大家理解得比我还清楚。我仅仅是从政府工作或党的工作的角度来谈点感想,或者说,是比大家角度稍微错开一点,来谈谈一个外行的话。
    改革开放给我们整个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二十年来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那么改革开放最直接和第一步的,就是要和全世界打交道。中国目前的外贸总额已经占我国全国GDP的38%。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再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如果在二十年前发生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有限,因为我们对外贸易太少。我记得在1984年,一次我兴趣所至,翻了一下当天的全国各省的省报。我发现,居然有若干份报纸,整整四版没有一篇国际新闻,没有任何一篇国际评论。就是说,这个省的读者和这个省的干部,当他某一天没有读到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的时候,他不奇怪,习以为常。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省和国际没有往来,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对他没有影响。今天则不然,我们报纸的国际版一天比一天扩大了,国际评论一天比一天深刻。日本内阁如果更换一下,我们的银行家企业家都要着急。这将引起日元是升还是降,这与我们手中的款应怎样调整,我们储备应该怎么变化是离不开的。克林顿访华,全国人民都这么关心,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是我们外交格局中最重要的一环。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我国的建设,特别是影响我国的国际交往。所以说,改革开放使我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中国的GDP总额,现在大概是9千亿美元。何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在上海担任副市长期间,负责上海市外办,同时还负责上海市的浦东开发,这两件事为什么由一个副市长来负责,这是因为对外开放的需要。在座的很多曾经在上海生活的同志和由上海来的同志都知道,浦东在上海是最落后的地区。比如在199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上海GDP的6.5%,现在正接近20%。上海本身每年还在增长。浦东地区的GDP的人均值,是全国人均值的6倍,是上海人均值的1.5倍。我利用这个数字是想说明这样大的成绩是怎么来的,是邓小平直接关心浦东开发,直接把他的理论实践的结果。但是,这些浦东开发者当中哪些人立了头功呢?是翻译工作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外事为任,经济为体”。我们开辟外国市场,与外国的经济打交道,懂经济的作先锋呢?还是懂外语的人作先锋呢?当然最好既懂经济又懂外语。可惜我们原来的教育方法,使大概40岁以上的人或者外语好,或者经济好,二者兼得的甚少。我说外事为任,因为首先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建立好的关系,正确地说明中国,正确说明浦东开发能以外国人的文化为背景,当然语言也要正确和流畅。一些经济部门的人还不甚服气,但是我有例子说外事为任、经济为体的正确性。在二月份以前,浦东吸引海内外的投资大约220亿美元。22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南浦大桥是1.2亿美元,一个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是7.5亿美元,是这样一个概念的220亿美元。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楼在浦东建成了,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正在动工,世界第三高的电视塔不但建成而且成本已经收回。将要和美国的ORD——世界最大的机场媲美的浦东机场,第一期工程明年10月完工。基辛格博士对我说,这些最大的投资的到来,其意义不是这些楼多么壮观,而在于你们有这样好的国际公共关系,这是最重要的经验。而这样好的国际公共关系是依靠外事为任、经济为体做出来的。外事工作者先开路,先取得国外投资者的理解,先把中国的投资环境做一个介绍,同时也展现出在上海和浦东有一个好的外语环境。投资环境是一个很时髦的词。你这里土地价格贵不贵,交通发达不发达,市场的活跃性如何,通讯怎么样,电力供应,水的供应,环境的污染程度,这都叫投资环境。但是在前期的开发当中,忽略了一个语言环境。如果没有众多的能够掌握外语的人,这地方的语言环境就不行,就没有办法正确地交流。所以,语言环境是重要的投资环境。这一点,凡是开发地区比较先进的领导人都有最深刻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以江泽民访美为标志,中国已经走进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成员。二次大战时,很多国际谈判,很多国际协定,像雅尔塔协定等,中国没有参加。你是国际舞台的成员,但没有在国际舞台登场,也没有起一个大国的作用。我觉得,以江泽民同志访美为标志,中国已经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就是说,我们感到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国际地位的提高对翻译事业的呼唤又有更高的要求。
    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演说和答记者问之后,外宣办立刻把两个人演讲词整理了出来。我们发现,外国多个网址发表了他们俩的讲话。这时中国网址如不发表讲话,就可能会把一些翻译不准的地方先公之于众,这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的上网。这就出现种种问题,层层的请示,层层的谨慎,最后就集中在外交部,这个翻译准确吗?谁也不敢说这个翻译没有毛病。最终,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上网,也可以说是我们外事工作的一大损失。对克林顿的中译文,我们不能承认他的翻译的中译文,但我们又拿不出一个合适的译文。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空前的提高,这种空前的提高对于我们翻译事业的要求也是空前的,是高水准的。这在以往可能面临不到这样一个紧迫感。没有这样一个紧迫感,那时也没有因特网,也不面临人家的因特网的挑战。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问上海的时候,我陪他看了犹太人的故居。当时有3.1万犹太人可以不经签证在上海落户,犹太人在那里立了个碑,说当受到德国纳粹迫害的时候,上海人慷慨地把极为困难的住房和粮食分给我们,使我们幸免于难。有这样的感谢碑,奥地利总统看了。我对他说,德国人对二次大战屡次认错,勃兰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下跪。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不认错,我说这是欧洲为什么能搞欧共体,为什么德国能在欧洲做贡献,能形成欧元的原因。克莱斯蒂尔说,他也下过跪,因为这是他们民族的耻辱,因为奥地利帮助德国人。然后我说到南京大屠杀,他对南京大屠杀基本上不知道。欧洲的图书馆找不到关于南京大屠杀英文或德文的书,也没有这样的电影在欧洲放映。无独有偶,美国一个石油公司的总裁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日本人中也有反战的。一个日本朋友说,原因是二次大战后麦克阿瑟对日本战犯比较姑息,而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跟踪追击这些战犯,逃之山追之山,逃之海追之海,从阿根廷不断往回抓。因此,日本人就没有认识战争罪恶。欧洲国家图书馆就没有英文德文的南京大屠杀。我们做何感想?我们的民族有何感想?前年,美国的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南京的浩劫》,用英文写的,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因为她的祖父是南京人,她说立志要把这个空白补上。日本驻美国大使说她这本书是胡编的,她说愿意在一个公众场合与他辩论。日本大使不敢露面。在她调查当中,发现了《拉贝日记》。很多人知道,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在中国南京的总代表,拯救了很多人,并且做了记录。他本人是纳粹党,战后,由于他在南京帮助中国人的正义行为免于处分。这部《拉贝日记》的发现,日本人译成日文,中国译成中文。现在发现,日文本有大量删节,同时还发现日文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拉贝日记》一词不差的原文,一个是经过曾经担任驻华大使的德国人把它编成故事的改编本。编得不好,日本人把这个版本买去了。翻译后,又删节。我们要把原版没有经德国大使改编的《拉贝日记》译成日文。今年年初,我们已译成了中文并出版了,日本人来中国参观“南京大屠杀展览”,我们送给他也行,就是要作一种抗衡。但现在发现这版本已被日本人买去了,它已经买断了日本版。现在我们已派两个代表到德国去,还没有回来,就是以这个理由购回。因为它删改了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没有出来,我们买断在中国的日文版。我们出一个精装本,估计要花6.7万美元,约合50万人民币。值不值?我看值。但是难题来了:由德文翻成日文,由谁翻?不能由德国人翻,也不能由日本人翻,我要一个中国人来翻。现在不知道此位能人在何处,也许在座中有。有人说,由中文本翻成日文本,我不太赞成。我认为可以中文本为参考。如果由中文本到日文本,日本人会说这个版本不准。这也是时代的呼唤。也许在座的哪一位行,在座的哪一位的朋友行。如果有,请给我一个信息。
    现在翻译事业遇到好的机遇,但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变化中的中国,中国的干部机构也在变化,中国的语言,我们的新词也在不断产生。我带很多团出国,发现中国先生或团长、团员说的中国话就不太通,或缺主语,或缺谓语,或不规则的倒装。但我们的翻译有水平,也能翻,有时也硬译。就是说,我们的表达有问题。这还不怕,新词创造的太多,我看文汇报登中国的新词汇的小论文说,中国每天出现新词汇20多个:“大款”、“大腕”、“倒浆糊”等,这还不错,还有些新意。但有的新词呢,就不行。我这几天受朗曼出版社委托,给《中国新词语字典》写一篇序言。它是用英文把它解释出来,然后再说中文的出处。我一看,中国的新词大有威力。这里,有一半人们不懂。如果编成字典,会把一些很不合理的词给推广开去,会使祖国的语言不纯洁。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形势。我曾主持过一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会上一个中国的干部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有“五个东”在竞争。翻译怎么译?本人是开发区委员会主席,我也不知道这“五个东”。翻译硬翻,很快翻过去了。我就问主讲人,什么是“五个东”,他说,“广东、辽东、冀东、胶东、浦东”。也许我们的专业知识不够完整,比如“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这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在我们译成外文的时候,也不断出错。比如“通货膨胀”inflation,我说“反通货膨胀”,他翻成deflation。错了,应是anti-inflation。deflation是通货紧缩,不是一回事。通货膨胀是我们每个月的物价,或者是币值,每月变化20%,现在不变那么大,变化10%,通货膨胀变6%,5%,这叫反通货膨胀。而通货紧缩,不能太多用,那是1929年的情况。这就不是对翻译工作者苛求了,讲中国话要事先与翻译同志沟通。今天我可能用几个特别的词,“务必”,当然有些地方没有办法,中国喜欢四进位,“三十万千瓦”,逢到这个,错的太多。你必须告诉他三百兆瓦,不能说“三十万千瓦”。我觉得随着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这种词语增多了。另外一个挑战是知识面的问题。美国也在创造新词。不久前,美国通用电报电话公司GTE副总裁来访问,说了个Inforphere,谁也听不懂。information前一半,atmosphere的后一半,怎么翻?译“信息大气”吧。信息极其重要。离开信息,人不能生活,工厂不能发展,国家不能进步。这种词也是不断出现。所以我刚才说,在变化中的中国,在与外国日益交往的过程中,业务上的挑战恐怕也是难免的。这需要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被翻译工作者服务的作者或说话人共同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翻译水平提高。当然,说的人不如译的人水平高,翻译直着急,这种个别现象也是有的。
    现在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时相比,我们翻译协会的活动就应有点不同,因为我不能只跟大家谈翻译的重要性,翻译的重要性之后就是翻译协会的重要性。我也不太明白,因为我是参加物理学会的,不是物理协会。为什么我们不叫“学会”,而叫“协会”?这是不是把我们自己降了一点吗?物理、化学、生物学会,有点学术味。为什么我们不叫“翻译学会”?是不是强调民间性,强调通俗性?我不敢妄自评论,但我总觉得比学会松散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协会应办成一个积极为社会服务、能够促进同行专业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效益,还得提高大家的收益。在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翻译工作有没有一点新的作法?新的机制?在翻译协会领导下进行,这个时候协会就比较好。因为学会只管指导学问,不讲究效益,我们总还得有点收入吧。在外国,翻译工作者的职业很多都是自由职业,收入颇丰,地位颇高。问题是我们翻译工作者都是有学问者,决不会为三斗米折腰,恐怕不屑于做翻译公司这种事。有人会认为,请我翻译,翻后拿钱就走,这多难堪。我觉得这种观念大可不必。如果有一家翻译公司,一个电话就来人,按质论价,翻得结结巴巴只给一百元,畅通无阻就给一千元,要有所区别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为三斗米折腰,为自己赚钱,而是为社会服务。时代在召唤翻译事业,翻译的人马要壮大。我在很多场合遇到水平极低的翻译,简直乱译,听听实在不行,特别是有关技术方面的实在是不行,令人哭笑不得。时代需要我们兵强马壮,队伍大,业务精,还需要我们机制上有新的创造,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话有一点道理的话,我认为可以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先行试验一下。但不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不需要,而是更需要。问题是货卖识家,你弄不懂,不能欣赏。知音无不赏,醉卧南山陲,那就不干了。翻译这么好,你听不懂,这很可惜。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要支持翻译事业,支持翻译事业的兴旺。当然很重要的是草婴说的,培养年轻人的问题。大翻译家年纪大了,新的翻译家在哪里?现在也有新的挑战,外资企业实在是诱惑力太大。我认识的好翻译留也留不住,到外资企业去了。终归是几倍于我们的工资。但是,总有有志者。翻译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甚至在艰苦当中也有一种安慰,一种享受。你率大多数中国人之先,理解了外国人的文化、东西,又把它介绍给中国,这个工作是很崇高的,也是很有格调的,甚至于是对推动中国进步很有责任的,我想大家都热爱这个事业。我认为,到外资企业去,把钱挣得差不多了,还应该回来。好马要吃回头草。还要回来,这样大家轮流补充一点经济收入,不要永远留恋它。这原因也还是我们人少,还是要培养人。不久前,有些同志请我们向高教部建议,建立英翻中、中翻英课程,我们再三犹豫。我上了外语系,还有一个英翻中专业,这样是不是把语言过分地分割了?说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但不是英翻中专业的,我是英语文学专业的,因此我不能翻,这个说法行不行?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科技英语这个词,怎么没有科技汉语这个词?科技英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非英语专业的人会点英语,能够阅读为他们编的教材,偏重于阅读,而不偏重于口语。现在看起来,这不对。因为他不说,哑吧英语,他也学不好。这是一种科技英语,毕业以后他从事科技文献的翻译或为科技部门作口译。这种方法本身把语言切成条子,是不是完整?是不是一种好的训练?我不太明白,所以我没有把这个建议正式转给教育部。如果有谁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能够说服我,我就把它转给教育部,成立英翻中、中翻英专业。这样涉及一个外语教学的改革问题。刚才我忘了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标牌、英语广告、一些马路上的英语词,错误太多,令人瞠目结舌。No smoking居然写成No smoke,告诉他错了他还不信。后来,我请复旦大学几位老系主任做我们专职的医治马路英文病的顾问。特地买一台电传机,凡是我们抄下来的都传给他,他再传回来,或间歇用我们的车子拉着他在上海转。这个投资环境很有破坏性。坏英语的投资环境会有破坏作用,不如不写。
    再次祝贺这个会议!祝我们带领全国翻译事业兴旺,不要忘记时代在召唤我们!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国际译联主席弗?埃尔比洛致大会的贺词


亲爱的朋友们、同事们,
    请允许我就此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向你们表示诚挚的祝贺。我本人和国际译联(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都希望你们的讨论积极有益,富有成果。
    你们和我一样,或许比我更了解翻译工作者和口译工作者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人,并且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严谨的态度和灵活的方式才能获得成功。翻译工作者能够将不同的文化和由于语言障碍而被进一步分隔开来的不同群体联结起来。当今世界正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但是语言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因而这种联结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翻译工作者能够并且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们的会议和你们的工作将有益于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提高其社会认可度。林戊荪先生是国际译联备受称赞的理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希望他能够向你们转达我最真挚的感谢。
    祝会议进展顺利,成效卓著!
   
国际译联主席
弗罗朗斯?埃尔比洛(签字)
1998年10月28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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