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2009年11月12日）
 
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研究60年可谓得失并存，喜忧参半，因此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十分必要。
    一、最初十年：向苏联学习
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就曾十分关注外国文学，尤其是对俄苏文学的翻译介绍。鲁迅本人就曾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以俄苏文学为轴心的进步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其多卷本《鲁迅译文集》便是他身体力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一个明证。
但从总体说来，60年前外国文学的翻译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遴选范围也相对狭窄。从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实际成果则基本上为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事业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无疑是5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而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对苏联主流文学的颂扬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苏联、东欧文学，及一些亚非拉文学作品有关的斗争精神外，其他研究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筚路蓝缕，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作家和作品、观点和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还没有被极“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证之一是对姚文元的批评。姚在《从<</span>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1958）中以偏赅全、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的有关同志就曾旗帜鲜明地对其进行了反批评。
二、1960年：历史的分水岭
虽然分歧早已存在，但从1960年起中苏开始公开交恶。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义为修正主义。极“左”思潮开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蔓延，其核心思想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正是在1960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学普遍地戴上了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50年代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陷入停滞状态。自此至1977年，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进入了休克期。但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等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
三、近三十年：天光云影共徘徊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外国文学以空前的规模和速率大量引入我国文坛。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书目达数十万之多。这不仅极大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突破瓶颈、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和引领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一）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80年代中国的改革是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文学。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
（二）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应该说，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却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伐又远远大于其他步伐。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以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等观点）不可谓不经典。
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前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第三方面的显证之一是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初，我国开始大量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除“三套丛书”中的有关篇目外，《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等刊物纷纷复刊或创刊。同年，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争鸣。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译文及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文革”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
诸如此类为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拉近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的距离，并一定程度上丰富这些认知和价值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
综观60年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1、前十七年基本上照搬苏联，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三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故而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2、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及翻译学，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一些问题，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和中国翻译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大有裨益。
    四、继往开来 任重道远
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但经典是永恒的，还是历史的；是普世的，还是应时应地而异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一直困扰我们。如果说经典是永恒的，那么为什么有些曾经不是经典的经典成了经典，或者相反？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苏联经典，如今就不那么尽人皆知了；而钱锺书、徐志摩、张爱玲等则又因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而如日中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学理上说，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和网络文化的兴盛极大地消解了经典与通俗的界限，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文化多元呈发散态势；殊不知多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正极大地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核心价值。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
然而，无论如何，在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天平上，相对的真假、善恶、美丑依然存在。况且，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敞开胸怀、来者不拒是极其有害的。而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正处在一种纷杂的无序状态。且不说“二为方针”和“二为方向”，我们甚至放弃了一些基本的遴选原则，以至于不是市场说了算，便是老外说了算。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界、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骛。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于是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以至于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然而，真正的经典终究是难以消解的，也不以在一时一地的宠辱为转移。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再生”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包括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和审美高度终究不因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翻译和研究，便是为了寻求一种相对复杂的认知和共识。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认同程度和时间维度。退一万步说，市场经济尚且需要两只手，文化产品的引进不能没有宏观调空！而译协理应成为我国翻译行业的一只看得见的手。
 
    陈众议：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