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 
（2009年11月12日）
 
内容摘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外交翻译队伍诞生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桥梁，它始终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外交翻译队伍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严守机密，忠于祖国”的“文装解放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外交翻译队伍茁壮成长，数量质量都不断提高。60年来外交工作的成就，包含着外交翻译的辛勤汗水。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的第一大部——外交部在同一天成立，首任外交部长为周恩来总理兼任。由此可见外交在新中国的地位。外交工作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翻译是外交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为新中国的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外交部翻译队伍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新政府成立伊始，立足未稳，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因此外交战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求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央政府的上述公告确立了建交原则。
    11月8日，周恩来外长召开全部会议，外交部人员基本确定。当时是9个司级单位，没有固定的翻译单位。但是建交谈判、制订涉外法规、与友好国家的交流，以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及反华活动进行斗争，必须要有一支多语种的口、笔译队伍。最初是在办公厅秘书处下设立编译科，负责翻译工作，定稿人员由部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当时主要是俄语和英语。定稿人不在编译科上班，他们在自己的单位上班，有重要文件需要翻译时，俄、英语定稿人就到办公厅的一个办公室去定稿。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从外交部调去了朝、英文干部10多位，他们不仅从事口、笔译，还要做速记。各方的发言都必须一字一句地记下，译成中文，上报中央。为此，他们发奋自学英语速记，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出色完成了停战谈判的翻译和速记任务，不少人获得了嘉奖。
    1954年赴朝的翻译和速记人员回国，成为外交部翻译队伍的骨干。1955年，外交部有了专职的翻译部门，即办公厅一科（翻译科）。
    外交部的翻译不仅担任中央领导的口译，还参加了中共八大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的翻译。1960年10月29日《毛选》定稿组成立，裘克安等同志参加，每天去半天。外交部翻译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从此成为传统，保持至今。
    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对翻译的需求也增加了，1964年正式成立翻译处，下设英、法、俄、西、阿五个语种。
    周总理十分重视外交干部的培养，早在1953年就指示外交部对全国大学外交及外语系学生情况做一番调查研究，草拟关于外文干部培养的文件。同时他还批准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直属外交部领导，作为外交部干部的主要来源。周总理在文件草稿上还亲自加上了北大等院校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文件中并决定成立外交学院，为外交部输送人才。
   
    外交翻译队伍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长
    外交部翻译队伍的成长与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翻译室严谨的工作程序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确立的。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出现了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总理批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这对刚起步的外交翻译是很好的提醒：对外文件代表国家，必须是高水平的。外交翻译不能“各自为政”，专有名词、一些固定的提法必须统一。要立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后在翻译的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工作程序，如：译初稿的同志必须查核所有的人名、地名（由新华社编著英、法、俄、日等人名地名字典），国名、引语、政治术语的固定译法等；出手前必须“三合一”，即中文定稿、外文译稿、外文最终清样必须是一致的。因为当时没有电脑，文件的每次改动，都是用手在初稿上改外文，改动多时，外文稿会显得很乱，难免有错漏，三份稿子同时核对，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这些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有了电脑，不必一遍一遍地重打，但也免不了漏译、漏改，“三合一”等严格的程序保证了出手文件的质量。
    周总理十分重视翻译的作用。他说：“翻译是桥梁。”“……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一起相对无言，动都不能动了。这项工作很值得，传播毛泽东思想。不能轻视这一行，当然也不能骄傲，要下苦功夫。”
    周总理对提高外交干部外语水平，多次做出批示，要求每天要有三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经常用外语对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外文干部看不到外文报刊，也听不到外文广播，在周总理的干与下，外交部专为翻译处的办公室配备了半导体收音机，以便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的广播。他说：“要让外文干部看外文资料。要读各种资料，尤其是懂得这个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1970年11月20日）
    周总理对翻译人员扩大知识面非常关心。上世纪60年代，我刚进外交部翻译室，有一次听到冀朝鋳同志给周总理翻译后回来说：“啊，今天总理考我拉美的地理了，要我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我说到乌拉圭就卡壳了。”大家一听，知道总理在抓翻译的知识面，于是我们都去找世界地图，不仅背拉美国家的名字，欧洲、非洲、亚洲的都背，惟恐哪一天被“考”。过家鼎同志给总理当翻译时，对赵朴初“居士”二字感到不解。总理就解释说：“居士就是不出家的佛教士”。周总理经常以具体例子告诫翻译扩大知识面。
    周总理对翻译的要求是“完整准确，通顺易懂”。但他也不主张一字一句死译，他主张吃透讲话的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周总理亲自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关照翻译，不要直译，应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当时外交部的翻译遵照总理指示翻了，效果很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世界上几乎是家喻户晓，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用过多的解释，外国观众就能大致了解剧情。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翻译不是“传声筒”，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要注意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外交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策性强，涉及的政治敏感问题多。如果翻译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我方的立场，对于谈话或文件内容的细微处就会把握不好，影响沟通，甚至会影响国家利益。周总理对翻译了解政策、熟悉外交业务非常重视，多次对外交部领导强调要让翻译了解政策，了解情况，参加政策讨论，他把这点叫做“结合外交业务”。他说：“翻译同志必须注意在政治上的跃进，必须注意当前的外交斗争，并且在经常的讨论和学习中求得政治上的提高，否则无法胜任翻译工作。”（1958年10月8日）
    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要了解外交业务，据当时的翻译处领导回忆，从1958年到1973年，周总理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指示有7次以上。有一次他见一位非洲国家总统前，问翻译：“看文件了吗？”翻译回答说没有。周总理问：“为什么不看？”翻译说：“处里没有这样的文件。”总理火了，当场狠狠地批评了陪见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译?……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1971年6月4日）第二天，办公厅就签发给翻译处各种来往文电和简报。
    周总理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1964年），所以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仅要求翻译练政治思想、语言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成都使节会议上他就说：“翻译同志有最好的条件做宣传工作。他们同我们经常接近，我们的意见他们都知道。当然不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对外国人谈一些原则，那是很便当的。翻译不只是个传声机器。你们是人，是党员，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这样就可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当然你们不能乱说。你们第一是要搞翻译工作，但第二还要搞对外工作。”
    翻译的能动性还可表现在帮助领导。周总理要求翻译：“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1970年11月12日）  外交部的翻译都努力按照周总理的教导去做，在笔译方面也如此。对于文件草稿中出现的一些逻辑和用词问题都能大胆提出，有时在中央定稿以后还提出意见，被总理知道，同意修改，还表扬了翻译室。文革期间，翻译室不敢提意见了，怕犯错误。周总理关心地问：“你们翻译室过去爱提意见，为什么现在不提了，是太忙了吧？”（1972年4月）
    为了调动翻译的积极性，翻译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时，总理主持了四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写进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译？“Mao Tsetung’s Thought”,还是“Mao Tsetung Thought”?(注：当时不用汉语拼音)，翻译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周总理明确表示应译：“Mao Tsetung Thought”。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是我们现在将毛泽东思想译为“Mao Zedong Thought”的依据。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的翻译队伍逐渐成长起来。60年代中期，一批刚从外语院、系（英、法、俄、西、阿语）毕业的年轻人进入了翻译室，非通用语种成立了翻译队，作为储备干部。十年动乱前，外交翻译的队伍从质量到数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急件很多，经常是在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被紧急召去翻译。而翻译室的同志，不管家里有多大的困难，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冬腊月，都毫无怨言立即骑车去办公室。
 
十年动乱期间外交翻译工作受到冲击
    1966～1976年，共和国处于动荡时期，外交工作十分困难。外交翻译也受到巨大冲击。1969年，在林彪的  “一号命令”下，各单位都动员疏散。外交部大部分人连同家属都下放到湖北、湖南、江西等干校，但是外交工作还要搞，还要有人对外联系，要有人做翻译。于是翻译室每个语种留两个人，一个定稿，一个初稿；指定英、法、俄三个语种的定稿战时跟中央转移，他们每人发了两个军绿色的背包，背包上用红漆写着“外专”两字。包里只放工作最需要的东西：一本词典、一沓纸、文具，以及经常要查的公开资料。两个包里放的东西是一样的，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办公室的铁柜里，一有情况，拿起战备包就随中央领导转移。
    那时候翻译室里冷冷清清。文革前那种书声朗朗，互相切磋的情况消失了。外交翻译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人。
    四面树敌的外交，导致对外关系除了交涉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外交语言非常僵硬，当时常用形容词最高级，这还不够，要重复：“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坚决反对”，形容敌人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悍然”做这个，“悍然”做那个。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只得“对号入座”，翻译质量随之下降。
    造反派进驻部长办公室，实现“业务监督”。对外交涉的照会，按国际礼仪，开头结尾也都要致意。造反派说，向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顺致最崇高的敬意”是敌我不分！于是外交照会的格式全变了。翻译文件只要选择最厉害的语言就行，甚至“最最最强烈的抗议”也曾一度译成：“strongest and strongest protest”,用了两个“最”字。
    幸好这段时间不是太长。外交部在周总理领导下批判了极左思想，外交工作重新走上正规。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有意借助中国的力量摆脱越南战争的包袱，集中对付苏联。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口、笔译和记录任务都很重，要求很高，还要绝对保密。中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双方国内都存在反对中美接触的力量，文字的表述不仅要照顾双方的立场还要照顾彼此的处境，每一个字都要仔细酙酌，更多考虑的是每个字后面的政治含义，对有些关键词句还要请示领导，力求使翻译既准确，又符合我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改革开放为翻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实现了中美建交，与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两大行动为我国对外开放铺平了道路。在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翻译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一是1978年12月15日达成的中美建交公报。美方用了“acknowledge”来表述他们对“一个中国”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这个字显然不如直截了当地说：“recognize”更好，但美方有它的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并不损害我们一贯的原则，所以没有提出反对，避免了因一个字而使建交大事搁浅。二是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时，对香港回归的表述。英方常说：“the return of Hong Kong”,我们则不厌其烦地说：“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当然不如英方说得那么简洁，但这是原则问题：香港并没有割让给英国，中国一直享有对香港的主权。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改革开放后，对外联系多了，涉及的政治敏感问题也多了，对翻译的政治要求更高了。为了使非通用语种紧密结合外交业务，1980年，俄、西、阿三个语种分到有关地区司，翻译室只有英、法两个语种，但上升为归部党委直接领导的正司级单位。
    改革开放带来了外交政策的大调整。从过去的革命、斗争，“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调整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工作自然调整为“为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外交基本持“超脱”态度，对许多国际活动不参加，裁军要谴责、维和行动不参加、部分禁核试条约也不参加，在安理会创造了“不参加投票”（no participation）的先例，等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各国关系大大发展，涉及领域也大大扩大。多边方面，我国不仅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包括维和行动，还是上海经合组织的创始国之一，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20，八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议等。多边外交的开展，使外交翻译增加了一项任务：会议的同声传译。
外交活动日益频繁，翻译工作量激增。以2008年为例，外交部翻译室英、法两语种完成了涉及奥运火炬传递、两会、抗震救灾、奥运会、残奥会、亚欧首脑会、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多项重大外交活动的翻译，全年累计口译出差任务2，705天，单场口译2，179场，完成笔译603万字左右。
奥运会前期，翻译室英、法文翻译参加了奥运火炬的传递，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牢记使命，不辞辛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奥运会期间，100多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贵宾云集北京，参加欢迎宴会、奥运会开、闭幕式，观看文艺演出。外交部组织了33个语种，近150人的翻译团队，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奥运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俄、西、阿、日、德等语种在各自的地区司，一方面参加外交业务，另一方面还要担任翻译，经常要挤时间，钻研翻译技巧，熟记有关词汇。各语种之间经常通过电话、网络交流翻译体会，切磋某个词的译法。
    随着苏联解体，一个国家分成15国，俄文翻译量大增，2003年，在欧亚司内成立了翻译组，返聘了一些老翻译帮助定稿和培训。2008年欧亚司翻译组7人承担了600 场口译，30万字的笔译任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译，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与过去相比，现在外交翻译的特点是新的提法多，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等，涉及领域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甚至经常遇到一些典故、唐诗宋词等，对翻译在词汇量、知识面、文化素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给翻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都是新形势下翻译面临的新挑战。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外交部各语种都加强了翻译的培训。外交部翻译室作为专职翻译单位，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从语言、知识面、到心理素质、翻译技巧……进行全面培训。经过至少六、七年的摸爬滾打，好的苗子脱颖而出，成为高级翻译。
    为保证高质量地完成口、笔译任务，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其目的是鼓励竞争、促进交流。这些制度包括：统计每人的月工作量，年终进行口、笔译测试，并把结果向个人反馈，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对口译表现，通过现场观摩、使用单位反映，建立质量评估制度，使其知道改进的方向。对高翻，分不同等级，实行津贴制度，等等。
    中央领导、外交部领导十分关心翻译的成长，外交部领导对上述规章制度的确定给予了具体指导。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为翻译室题词：“外交翻译大有可为。”年轻时当过翻译的杨洁箎部长对翻译的甘苦有切身体会，经常鼓励外交部翻译刻苦钻研，把握政策。2007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翻译主要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个桥梁好不好，直接影响沟通，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完整、全面、深刻、生动地对外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立场。”
    近年来，外交翻译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结合中央领导及我部领导对外讲话的场合及听众特点，尽量用外国人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进行翻译，在确保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更加生动顺畅。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很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将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外交翻译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对外交翻译的要求也只会越来越高，外交翻译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年轻一代翻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努力发扬老一辈翻译家留下的优良传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严守机密，忠于祖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们正以谦虚认真、敬业好学的精神刻苦钻研，争取胜任当前的外交翻译任务。
    周总理曾说：“翻译是我们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翻译到一定的年龄，就要改搞外交。为此，外交翻译必须努力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提高政策水平，为今后成为合格的外交官做准备。60年来，大批“退役”的翻译走上了外交第一线，成为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外交部的领导，他们年轻时磨练的语言功底，做翻译时近距离学到的外交谈判技巧、政策的把握等都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外交翻译的选拔已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每年都招进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充实了外交翻译的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外交翻译正迅速成长。
 
作者注：文中周总理的讲话都是在会见外宾前、后，对外交部陪同人员说的。
 
施燕华：曾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现任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