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闻名中外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季羡林从事教学、学术研究近70年来，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东方文化，构筑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桥梁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教育界及知识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六届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
一、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季羡林一九四六年回国就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东方语言学系，并担任主任长达四十年之久。梵语、巴利语是当时设置的第一个专业，迄今为止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在国际上也一直有较大影响和一定地位。所培养的学生，包括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的留学生，其中一些已经很有成就，在国际上也得到公认。本专业因此是中国有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最早设置的硕士和博士点。
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教师培养了近6000名东方学专业人才，其中近30名成为我国驻外大使。季先生本人一直到85高龄还给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开设课程，把他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可谓“桃李满天下”。
东方学系已经毕业的学生在学术和教育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例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黄宝生（65年毕业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著名的梵文学家蒋忠新（65年毕业本科生），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教授的陆扬（89年毕业本科生），现任日本创价大学教授的辛岛静志（91年毕业博士生）。近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中有的现正在美国哈佛、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学位。
二、学贯东西，呈一代大师风范
季羡林1941年以论文《 <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伽陀部分所用混合梵语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拓宽了混合梵文形态学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推动了混合梵语的研究。这篇论文的附录中提到的“语尾－matha”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引起了印欧语学者的轰动，获得了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
1944年和1949年季羡林先后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语文学和历史学分卷》发表《中世印度语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以及《以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两篇论文，在国际梵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争论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余波未平。其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发现并证明了印度中世语方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发现并证明不定过去时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篇论文将印度中世语言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将佛典语言中的时间因素和地域因素巧妙结合起来，探讨了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的产生、流传的过程，为在缺乏信史传统的印度历史背景下，确定佛典的年代和渊源，确定佛教重要派别产生和流传的过程，提供了可靠的语文学方法，开辟了研究印度佛教史的新途径。季羡林认为：“分析语言（形态变化）特点是探究（佛教）大乘起源问题必由之路”。实践证明这种把语言学、佛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极其成功的方法。这一方法也可以说是对某些西方学者的“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只见树林，不见森林”的烦琐论证的方法的修正，这也可以算是季羡林混合梵文研究的一个“中国特色”吧。
50年以后，1990年季羡林写成《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将印度雅利安语的音变现象与古代伊朗语联系了起来，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音变现象的地域包括印度西北直至中国新疆的广大地区，在与西方学者的论争中进一步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个音变现象的假设。
从1944年到1990年，季羡林对印度中古语言的形态学方面的研究，持续了近五十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季羡林擅长的另一个领域是吐火罗文研究。从1982年开始，他接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对1975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44张88页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陆续写作了十余篇文章，用中英文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这一系列文章将吐火罗语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轰动。199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该书详细介绍了吐火罗语发现的经过，命名问题，现存的有关资料，详尽的研究书目，各种资料的价值及其特色，研究的要点以及确定要点的原则等等。他将自己在吐火罗文释读与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盘托出，同时综合了国际上学者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海内外的相关学科的学者提供了一本翔实可靠的“入门导论”，其功德不可谓不大矣。1998年，经过近20年的拼博努力，他以八十多岁高龄，终于完成了对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工作。同年，他与德国学者Werner Winter、法国学者Georges-Jean Pinault合作，在德国以英文出版了《Fragments of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ng Museum, China》(《中国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　<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译释》。自吐火罗语发现以来，这部书是对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发现新词、确定词义的数量过百，这是吐火罗文研究史上的一次突破性飞跃，打破了近几十年来该项研究的沉闷局面，使国际吐火罗语的研究跨上了新台阶，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对国际比较语言学界的最突出的贡献。
在研究吐火罗文的同时，季羡林又涉足悉昙学的研究，先后写作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所谓中天音旨》等文，澄清了在梵文字母数目上的分歧与争论，确定了“中天派”“四十七言”的确切所指，廓清了在悉昙学以及佛教史中占重要地位的四流音的来龙去脉问题，追溯了四流音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慧琳和昙无谶的矛盾代表了沙门与婆罗门的矛盾、大乘与小乘的矛盾、俗语与梵语的矛盾。
季羡林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他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就是长达八十多万字的《糖史》这部巨著。他遍翻正史、地方志、笔记以及其他中外资料，“竭泽而渔”，历时近十年，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考据工夫，勾勒出了“糖”这个微末不足道的东西背后所隐藏着的十分复杂、十分具体生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部书涉及中外十多种语言，其中不乏像吐火罗文那样已经“灭绝”的语言。这部书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特长之所在，即：融会贯通了德国学院派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以及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
季羡林著述较多，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在德国出版）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他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于1994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季羡林文集》24卷于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于2000年获得“长江《读书》奖”的“专家著作奖”。1992年获得瓦拉那西梵语大学所授予的褒扬状，就是“PRASHASTI　PATRA”。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三、爱国爱校，展知识分子情操
季羡林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的领导工作，季羡林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来，季先生为国家的建设、改革和发展积极的谏言献策，参政议政，团结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季羡林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风范令人敬仰。季羡林曾经说过，爱国和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好的传统。季羡林执着地践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心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以赤子般的情怀为之奋斗不息。因为这个情怀，1949年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他说什么也不走，而且诚心诚意地迎接解放大军入城；因为这个情怀，季羡林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以自己的学识为新中国默默地耕耘；因为这个情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四人帮”的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经磨难。粉碎“四人帮”之后，季先生又迎来了他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地忘我工作，焕发出了蓬勃的学术青春，使我们很多中青年的学者都感到非常的敬佩。还是因为这个情怀，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季羡林致力于多种文化体系对比来研究人类文化走向。他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季羡林身体力行，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其高风亮节，赢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尊敬和爱戴，值得广大知识分子学习和发扬。季羡林确实不愧是文化巨匠和东方学大将。他把东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大体系熔于一炉，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盛衰消长的规律。他曾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