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欣慰和遗憾
文汇报：您翻译托尔斯泰前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得到俄罗斯文学界高度评价，“全世界只有草婴独自一人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完”。您为何如此着迷地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
草婴：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成功，主要是作品本身写得好。我当时选择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主要是在阅读和翻译文学作品时，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他的作品思想性比较接近我的内心活动。托尔斯泰的作品对于培养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爱等比较高尚的感情，都是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宣扬和传布的。
还有一点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不采用华丽的辞藻，他不卖弄技巧，而是非常朴实地真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失败，主要就是看塑造人物的功力如何。一些作家的心理描写像照片一样，而托尔斯泰描写人的心理就像电影一样，连续不断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安娜和丈夫分开之后，想念儿子，带了玩具去看望儿子，正当儿子醒来跟妈妈亲热的时候，突然听到老头子卡列宁回来了，她很紧张，匆忙从儿子的房间出来，出来时却把玩具带走了。这一段时间的内心活动都写出来了。另外一个例子，安娜坐马车去自杀前，看到两边的景象，一路上都在不断地回忆，这种内心活动也只有托尔斯泰能够写得这么细，这么活，让我们像在看电影一样，非常生动，非常真实，非常感人。这是托尔斯泰艺术的高峰。这也是我翻译托尔斯泰的原因之一。
文汇报：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草婴：他的三部长篇都是杰作，我个人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它把一个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的妇女痛苦矛盾的内心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同时对主人公倾注了大量的爱心。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探索一条道路，思考如何解救大量苦难的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品质，至今还在全世界文学类书籍中占据着印数第一位、出版次数第一位和语种最多的桂冠。他的印数在早几年就已突破5亿册，在前苏联超过1亿册，俄罗斯更是达到人手一册。
文汇报：除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占了您译作的重要部分。
草婴：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很多写作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的。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作品在写实中透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家对人们贫困和痛苦的关注打动了我。我当初取“草婴”这个名字，是受了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影响，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株生命力坚韧的小草，背负着精神重负前行。这可以联想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
文汇报：前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历史上的大起大落，您的翻译工作自然也难免受到了影响。在肖洛霍夫被定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后，您更是在劫难逃了，被定为这个鼻祖在中国的“吹鼓手”、“代理人”。但是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后，您为什么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难道没有过动摇吗？
草婴：在我早年选择学习俄语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翻译家。而在我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兴趣之后，我也没有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想到过放弃。
我在给翻译家高莽的一封信中，谈到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曾多次讲过我凭什么能够坚持自己的工作？我的回答就是凭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文汇报：您这一生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草婴：我的一生有欣慰也有遗憾。我活了八十多岁，死的感觉都已经历了两次，现在又已经完成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翻译工作，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插图版(其中的插图是由巴金珍藏的原版小说中翻拍的)。这应该说是比较欣慰的，但我也有遗憾，如在“文革”中浪费了十年时间，没能翻译更多的作品。比起那些同时代的已经去世的人，我已经获得了很多。
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
文汇报：我们曾刊登过一则《翻译枪手一周竟赚2.5万元》的报道，还披露了某些出版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个月竟能翻译出100部“世界名著”的“纪录”，翻译领域由此产生了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丑恶的现象。作为一个老翻译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草婴：翻译在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艺术性翻译，另一类是非艺术性翻译。非艺术性翻译包括科技翻译、外事翻译、新闻翻译等，如今科技作品、新闻报道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文章，已经可以用电脑来协助翻译，这样的翻译速度快，而且准确度也蛮高的。而艺术性翻译的性质与做法则与技术性翻译完全不同。文学翻译家要将原著的有价值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介绍给译文的广大读者，首先要看文学翻译家本身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当然作为翻译家来说，精通两国语言或者说精通两国文字，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但光是精通两国语言或文字，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文学翻译家要把原著作者的精神世界通过他的译文，非常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使得译文读者能准确地感受到原著作者的思想感情、精神生活，同样达到原著作者希望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本身也一定要具备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艺术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来完成文学翻译工作。
文汇报：文学翻译家实际上担负文学家或者作家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又起了一个沟通原著作家和译文读者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作用。
草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也不是能够翻译所有作家的作品。现在一些没有经验的出版社，往往不理解这点，甚至以为一个翻译家肯定是样样都能翻，只要你懂外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文学翻译家只能够翻译他所熟悉他所理解他所精通的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因为每个翻译家都有他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翻译的文学作品尽可能达到完美，尽可能与原著接近。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0多个，这部作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
文汇报：阅读老一代翻译家的作品，能够看出翻译家个人的翻译风格，比如看到罗曼·罗兰的作品就会想到傅雷，看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会想到草婴。但我们现在读一部外国作品，翻译者往往被疏忽，读者直奔作品本身。
草婴：翻译家的这种特色也叫翻译风格。应该说，凡是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这个作家的风格与那个作家的风格是不同的。因此一个文学翻译家在他翻译时，首先要尽可能掌握原著作者的风格，然后翻译家要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来转达原著作者的风格。这种转达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转达，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各自的文字上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客观存在的。
另外，文学翻译家本身也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文字风格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傅雷的翻译是大家公认的，他是老一辈翻译家，与我私交较好，他能够很完美地传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我想，不是所有法国作家的作品傅雷都想翻译的。同样，我也是这样。
文汇报：您是如何选择翻译的作品的？
草婴：你叫我翻译作品，我首先要看这个作家的作品我是否能够理解，他的风格我是否能够掌握，然后我还要考虑自己能不能通过翻译将其风格尽可能完美地传达过来。俄罗斯有许多作家，我只能翻译其中的几个作家的作品，而不能胜任所有作家作品的翻译。如果不是我喜欢的作品，哪怕你出再高的稿酬我也不会接受，或者也有我很喜欢的作品，但我自问能力不能胜任，也就是说我的文字风格与这部作品的文字风格有差异，我也不会接受。
文汇报：文学翻译的粗制滥造，是否还和翻译“贬值”有关？现在的同声翻译报酬也是很高，但文学翻译的稿费实在太低了。
草婴：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这还与对文学翻译事业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上世纪50年代我翻译俄文作品时，翻译稿费是11元/千字，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就三十多块钱；现在翻译稿费不分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全是50元/千字。我担心如此下去，真正搞文学翻译的人会越来越少。更令人担忧的是，国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也会变得狭窄。
机缘巧合走上翻译路
文汇报：您192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父亲1919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一年后在老家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常用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挽回危重病人的生命。他希望您中学毕业后去学医科或者农科，用工业或者农业来救国。您后来是怎么走向翻译道路的？
草婴：我在1943年，抱着希望通过发展农业技术而达到农业救国的目的考取了南通农学院，但劳累所致的肺结核影响了正常读书，在父亲的再三督促下，只得辍学养病，并逐渐走向翻译道路。
学习俄文在此之前。1937年抗战爆发，故乡沦陷后我们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了上海。我看到中国处在很危急的关头，另外看到国民党非常腐败，整个中国好像看不到希望。我虽是一名少年，也开始产生忧国忧民的思想。当年苏联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鲁迅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苏联。因此我很关心苏联究竟怎么产生的，这个社会究竟怎么样，要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直接看俄文的书报，但苦于不识俄文。1938年3月，我无意中看到报上有一则“招生广告”，便按图索骥找到了环龙路(现南昌路)上的一家住户，跟一位中年俄国太太学起了俄文。其实，她不是教师，只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因生活所迫，想教俄文增加收入。所以，在教学中除了四本由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津梁》，再也没有其它的教材了。没有俄汉词典，后来我去内山书店购得一本《露和大词典》。为了不被外白渡桥上持枪站岗的日本人发现，还把词典包在衣服里。靠着日语汉字的连蒙带猜，我进行自学。后来就认识了姜椿芳，他是地下党的领导人。
文汇报：您说过姜椿芳对你的影响很大。
草婴：他对我的影响、帮助都很大。1939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我16岁，他27岁，他已经在东北地下工作了几年。姜椿芳1938年从哈尔滨调到上海工作，领导地下党的活动。当时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学俄文很用功，他就约了一个时间，请我到地下党一个同志家里见面。他问我俄文学得怎么样？我说很困难，因为当年没有一本俄汉字典，没有一本俄文文法书，这个俄国老师是个家庭妇女，也不会教书。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过两三个礼拜见面一次，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帮的就帮你解决。我一面继续跟俄国人学俄文，一面得到姜椿芳的细心帮助，得益不少。
1941年8月，地下党与苏联塔斯社合作出版《时代》周刊，姜椿芳叫我翻译塔斯社的电讯稿，揭露法西斯暴行，报道苏德战争战况。《时代》出版后，不仅在上海产生很大影响，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被广泛传阅。1942年，时代社又出版《苏联文艺》月刊，我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翻译了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内容是写苏德战争中苏联百姓如何抗击德国鬼子，这也是我最早的一篇译作，从此踏上了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翻译之路，到现在应该有65年了。
解放后，姜椿芳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本来要我也到北京去参加他的工作。我1952年去了，去了之后肺结核，又吐血了。我只得回到上海来，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翻译。“文革”时姜椿芳受迫害被关到北京秦城监狱6年零8个月，到1975年下半年才放出来。他前后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他和有关方面商量，积极筹划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以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增强民主意识。1980年出版第一卷“天文卷”，接着出“外国文学卷”。当时中央正式发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这个工作，他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的时候，他已经看了四十几卷大百科全书的校样，当时他青光眼已经很严重了，又是高度近视，只能用放大镜在灯光底下看校样。
除了我父亲，姜椿芳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今年北京要出版一本纪念姜椿芳传，我写了一篇序言《蜡烛成灰泪难干》。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
文汇报：建国后，上海成立了华东作家协会，巴金是主席，您成为第一批专业会员，也是第一批没有工资、没有职称的翻译作家。
草婴：1954年华东作家协会成立，有100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不到十个人，专业搞翻译的傅雷、满涛、罗稷南、陈梦海和我。我们几个人不用上班，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
那时中国人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苏联文学，我当时先后翻译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人的遭遇》译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后来又译出了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在《文汇报》上连载，没想到，自己却因此而遭了殃。
文汇报：“文革”结束后，您得到了平反。当时上海准备成立译文出版社,邀请您担当总编辑一职。这对当时一没工资、二没职称、三没待遇的您来说，应该是一个改变境遇的良机，为什么选择了放弃呢？
草婴：理由只有一个——我想专心地做点事情，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过来。
文汇报：那当时的生活问题还有医疗保障怎么解决？
草婴：“文革”前我是专业的翻译家，医疗保障通过作家协会安排在华东医院，但“文革”中被取消了，“文革”后因为没有职位，卫生局不给我恢复医疗保障，这件事情传到了当时上海一位市领导耳中，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宁可要一个翻译家，不要一个处长。”从此解决了后顾之忧。
1982年，女儿出国读书时兜里只揣了60美元，而飞机票还是我用刚领到的翻译稿费买的。
三个人对我影响最大
草婴这一生走来，他除了很感激父亲和姜椿芳之外，第三位就是他的妻子盛女士。她原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1988年离休。1947年他们结婚，风风雨雨中已经携手走过了59个春秋，一直相濡以沫。采访中，尽管盛女士一再要求草婴不要讲他们之间的往事，但草婴还是坚持强调了妻子对他的照顾。虽然没有一个词用到“谢”字，但夫妻之间那种悠悠的醇厚的情谊溢于言表。最让草婴难以忘怀的是十年“文革”中，妻子对他的患难真情。但盛女士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值一提。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也只有家人给予的强大精神支持，才使得草婴可以放心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才使得读者可以领略到俄罗斯文学的璀璨星空。
（文/金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