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在某个重要关头，他们会给你帮助，给你指点。姜先生（我一直尊称姜椿芳同志做姜先生）就是我的一位大贵人。

     我第一次见到姜先生是在1941年。当时我做文字改革工作，是在领导我工作的地下党员许中同志家见到他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其实是这个工作的领导人。怪不得他后来对我特别亲切，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1947年，我给我朋友编的儿童杂志译点稿子，当时经济情况不好。姜先生从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倪海曙同志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托倪海曙同志带话给我，说时代出版社要出儿童文学作品，知道我学过点俄文，叫我就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吧，译一本他们给我出一本。这真是一个意外好消息，我就这么做了。译出来在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亚美尼亚民间故事》，接下来真是一本接一本地译，一本接一本地在时代出版社出版，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直至时代出版社迁往北京。我自忖生下来大概是应该做儿童文学工作的，从那时候二十几岁做到如今八十几岁，而让我走上这条道路的贵人之一，就是姜先生。

     我当时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姜先生有两件事让我念念不忘。

     第一件事是译书伊始，他首先给了我一张译音表。是十六开的一张黄卡纸，上面列出俄文所有的声母、韻母和音节，每个声母、韻母和音节旁边标上一个汉字。译书时碰到人名地名，每个音按照译音表上的汉字写就行，当时，已经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除外。这真是个好办法，译者不必伤脑筋去想汉字，所有译者都用这个办法译，译出来的人名地名都一样，译名也就统一了。

     记得“文革”期间，周总理指示各地译世界各国史，上海分到的地区是非洲。干校把所有从事外文工作的编辑和译者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从事这个工作。译者那么多，人名地名的统一就成为问题，又特地成立了一个译名统一组。我们统一译名就采用姜先生那个办法。只有英语比较难，一个a字母可以发几种音，便按国际音标标汉字。如今好了，新华社编出了世界姓名译名字典、世界地名字典，译者不可能什么语音都懂，一查即得，名从主人，又不会译错，方便之至。而在上世纪40年代开先河的，就是姜先生。

     第二件事是译诗。苏德战争期间，姜先生用林陵等笔名译了许多苏联诗，后来结集出版，书名《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序言上写出了他译诗的方法。可惜手头没有这本书，这里只能凭记忆写。

      俄文诗歌基本上是格律诗。可是俄文格律诗讲轻重音，一个音步由两个或者三个音节组成，即“重轻”、“轻重”、“重轻轻”、“轻重轻”、“轻轻重”。我们的语音不分轻重，格律诗讲平仄，在这方面不同，但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组成一个音节，却是相通的。姜先生就严格按照原诗的两音节或三音节一个音节译他的诗，译出后对译诗的中文又仔细推敲。

      我给时代出版社译儿童文学作品，译了苏联马尔夏克的几本儿童诗，就学姜先生的译诗方法译。上世纪50年代，我托苏联友人，著名翻译家加托夫把我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集拜送给马尔夏克。加托夫来信告诉我，马尔夏克要他把我的译诗念给他听。马尔夏克先是闭目静听，后来忽然念起他自己的原诗来，最后很惊喜地说，语言不同，怎么节奏竟能一样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实在激动。我到现在依然爱译儿童诗，依然照姜先生的路子译，熟能生巧，越译越顺畅了。我曾跟姜先生开玩笑说，我译儿童诗就是学他那样“蓬嚓/蓬嚓/蓬嚓”，“蓬嚓嚓/蓬嚓嚓/蓬嚓嚓”的。

     2007年是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怀念他。他真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我感谢他。

 （文/任溶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