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出现了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亚洲则出现了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其实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暴政和反法西斯斗争就成了人类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姜椿芳同志，当时我十六岁，他二十七岁。我随家避难上海，抗日救亡的热情在我身上燃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同时萌发学习俄文的念头。我一面在中学念书，一面每星期日去俄侨老师家学俄文。一年后，我通过新文字研究会认识了老姜。我们在宁波路一个地下党同志家见面。老姜问我学俄文有什么困难，我说困难很多:没有一本俄文字典，没有一本俄文文法书，而教师又不懂中文，不能用汉语解释，唯一的教科书只有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津梁》。老姜说他愿意帮助我，并且约定两三个星期见面一次，他可以帮我解答疑难问题。这样继续了一个时期。他的耐心解释不仅使我明白课文，更重要的是使我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当时地下党和塔斯社秘密商量，在沪创办一份中文刊物，同年8月20日《时代》周刊中文版出版，主要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情况，内容包括塔斯社电讯和苏联报刊文章。老姜要我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我也就从那时起开始从事翻译。1942年时代社又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也替它译了些东西，第二期就翻译了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也就从那时起，我跟椿芳同志经常接触，较多地了解他的经历，熟悉他的为人，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椿芳同志江苏常州人，1928年赴哈尔滨，在那里开始学俄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后调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1932年底，他又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为省委起草宣言，编辑《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他在哈尔滨做了大量抗日救国工作，结识了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杨靖宇将军一度曾藏身在他家里，开展秘密活动。1936年椿芳同志因参与创办《大北新报画刊》受到日本领事馆怀疑而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于同年转移到上海。他在哈尔滨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前后八年，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
椿芳同志来沪后，同夏衍同志一起开展进步文化工作，团结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推动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行和宣传苏联电影。1941年创办《时代》周刊时上海已成“孤岛”，日军已占领上海，仅凭苏联与日本还有外交关系这一点，《时代》周刊得以出版。《时代》出版后不仅使上海人民了解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而且它对解放区和大后方也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增强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椿芳同志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以《时代》为主。当时日本军方千方百计要扼杀《时代》，封锁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椿芳同志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日本军方动辄对时代出版物提出无理要求，删节文稿，还常找《时代》负责人训话。《时代》借用苏商名义出版书刊，发行人也用苏商匝开莫的名字，其实真正策划和主编都是椿芳同志。日方找人谈话，就由匝开莫和姜椿芳两人一起参加。谈话时，先由匝开莫发言，然后由姜椿芳“翻译”。匝开莫装作发表自己的意见，姜椿芳装作替他“翻译”，其实真正的意思都是老姜定的。日本人也知道姜椿芳的作用。因此，除了这种“面对面”的谈话外，又派一个叫中谷的日本情报员直接去老姜家，装作要同老姜交朋友，其实是要刺探情况。老姜考虑到当时的条件，不能采取硬顶或逃避的方法，只能表面敷衍他，装作若无其事，实际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对方获得任何情况。从这件事上充分表现出老姜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仍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反映了他的大智大勇。
1945年5月德国希特勒政权灭亡，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由重庆东迁，上海进入一个新时期。日本投降后，时代社也立即扩大范围，除原有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外，又立即出版《时代日报》。《时代日报》也是以椿芳同志为首的原班人马创办，而又增加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又出版苏联文艺作品单行本。因此，《时代》除了报道反法西斯斗争战讯外，又大量介绍进步文艺，这对广大读者起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内战，上海的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椿芳同志在这一时期面临新的斗争。同国民党斗争并不比对付日本人轻松，椿芳同志又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聪明才智，勇敢领导大家一起战斗。他通过《时代日报》及时报道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声援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降临。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老姜的精力主要用在大百科上。他向中央打报告，提出宏伟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他又及时汇集知识界各方精英，研讨编辑计划，拟订各卷主编、编委会成员名单，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
除了大百科之外，老姜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组织全国的翻译工作者，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1982年全国译协在北京成立，他当选为会长。接着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省市译协。老姜要我在上海筹建译协，这样，上海翻译家协会也于1986年3月成立。
（选稿:芦村 作者:草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