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1982年6月23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名“中国翻译协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乌兰夫、薄一波等到会祝贺并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而宣布协会正式成立的，正是第一任会长姜椿芳同志。他说：“多年来，翻译工作者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学术团体。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我们国家建立全国性的翻译工作者协会，这还是头一次。因此，翻译协会的成立，对全国翻译界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如果说，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翻译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也就是说第一次有了翻译界的共同家园，那么，姜椿芳同志当然就是我们翻译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家长。

      在我们翻译界第一位家长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缅怀他的业绩、他的功德、他的风范、他的教诲，可谈及的话题当然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是我们翻译界尤其应当铭记的。

      第一，我们永远都要铭记以姜椿芳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翻译大家们为组建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所付出的巨大热情和大量心血。中国翻译协会成立的相关史料，清楚地记录了他们当初奔波、忙碌的身影。据记载：为了筹建翻译协会，自1980年上半年起，姜椿芳同志就经常与时任外文局局长的吴文涛同志会面，有时还把当时国家人事局的领导请来一起商量。在国家人事局领导的支持、指导和参与下，姜椿芳等多位译界领军人物（如：代表中国社科院的梅益同志、代表中央编译局的宋书声同志、代表中国外文局的吴文涛同志、代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同志、代表国家出版局的陈原同志等），与一大批当时翻译界德高望重的专家们（如，冯至、朱光潜、师哲、张仲实、钱伟长等20多位）一起，就协会性质、章程草案、机构设置、人事安排、挂靠单位等重大问题，精心设计，深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当各项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姜椿芳、吴文涛等满怀希望到中宣部请示拟在1982年2月召开成立大会时，出乎意外的中央“机构改革”开始了，会期不得不推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不使参加筹备工作的同志们积极性受挫，一方面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早日批复，直到1982年6月5日下午，姜椿芳、吴文涛他们再次到中宣部，最后得到批准。至此，姜椿芳同志已经为成立翻译协会忙碌了整整两个年头。再往下，从紧锣密鼓地落实6月23日即将举行成立大会的各项事宜，到成立大会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的繁忙工作，再到在姜椿芳同志的支持和关心下，短短4年之后，也就是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86年4月21日第二届全国理事会召开时，全国已经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译协……我们可以想象，姜椿芳同志为我们翻译界大家庭的组建、为翻译事业的发展，做了多少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些，值得我们翻译界的后来者，永远铭记在心，并永怀感念之情。

      第二，我们永远都要铭记姜椿芳同志曾经给我们的谆谆教诲。当然，他对翻译界在诸多方面都有过语重心长的劝勉，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一再强调翻译工作者要有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在1982年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成立翻译协会呢？他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繁重的任务，对我们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祖国的需要，施展自己的才干……”到了1986年第二次全国理事会开幕时，他在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

    “我们翻译工作者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与时代的飞速前进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全体翻译工作者面临着宣传自己（中译外）和学习别人（外译中）的艰巨任务与光荣使命。我们老中青三代翻译工作者，每个人都要有时代的紧迫感，积极进取，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他强调的仍然是翻译工作者要有时代的眼光，要把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与时代的发展、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去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在全会决议中明确阐述了翻译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毫无疑问，全会给全国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庄严的使命。说到这个话题，回忆我们翻译界大家庭第一位家长的上述教诲，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吗？再过几个月，中国翻译协会将隆重庆祝建会30周年，我相信，全国翻译工作者一定会牢记姜椿芳同志的教导，继承姜椿芳同志的意志，像姜椿芳同志要求的那样，适应时代和祖国的需要，团结奋进，努力工作，施展才干，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