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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2期】文化走出去和翻译服务

来源:中国译协网   发布时间:2016-01-1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今天非常荣幸作为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普通翻译工作者跟大家交流,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对文化走出去和翻译服务工作的一些粗浅看法。

    在谈文化走出去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文化”一词内涵的理解。西方的“文化”一词源于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西塞罗提出的“cultura animi”一词,原义是用“农业培育”的概念指代人的“哲学心性、灵魂的培育”(cultivation of the soul),17世纪德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将文化解释为“人类战胜其原始野蛮倾向,并通过努力获得完整人性”的进步;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认为文化是 “个人通过学习人类历史上已经物化的外在形式,提升内在的自我修养的过程”。可见在西方古典人文传统中,文化指代的是个人对自身的教育和灵魂培育的过程。

    在中国,“文化”一词的内涵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易经•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再到后来,也有公元前1世纪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公元10世纪的《旧唐书》的:“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以上这些文献中的“文化”指的都是“以文治为法,以礼乐典章制度为依据,教化臣民”。到19世纪末中国引进西方词汇Culture时,才把culture翻译成“文化”。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国环境下谈的文化,常常是的是一种社会的宏观管理,而不是个人或小群体的自我教育,我们的“文治”与“武功”相对应,常常指一种带有“自上而下教育和管理民众”的含义。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一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吸收了人类学研究成果和学术态度,更注重描述某个特定群体的特定精神与物质生活方式、体系,强调其符号化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如泰勒(Edward Tyler)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由社会成员后天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复杂体系”,《美国传统词典》定义“文化”为:“广泛传承的行为规范,信仰,制度和所有其他人类劳动及思想产品的总和。广义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人类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式。”因此在英语中,常常有关于“亚文化”、“青少年文化”、“流行文化”、“拉丁裔移民文化”、“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等各种词汇。整体来看,culture一词一般不带褒贬含义,不涉及道德评价或者政策指向。

    当西方对文化的理解有变化的时候,中国语境中对文化一词的理解还偏向传统。就中国民间来说,我们还常常说一个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文化程度”高还是不高,是不是个“文化人”,暗指此人在某些领域的成就和公认的地位,而不是对他的“文化的个人表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而在另外一层面,我们对文化的描述还比较喜欢沿用以“教化”为目标的古典思维传统。这种对文化一词本身理解的差异,导致我们在谈“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常常感觉到中外受众有很大差异。例如,外国受众对文化这个词一般不带天然褒扬态度,反而会有分析批判;当他们关注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基于一种认知的兴趣,想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对自己有没有威胁,好奇心和研究态度也会让他们格外关注一些非主流的、与他们有差异的文化、带有猎奇色彩和警惕色彩的文化,希望从中获得信任、理解、甚至希望可以对这种文化进行消化、吸收、诠释和运用。而我们中国主流社会想向世界推广的文化,更多的是从自己传统来看带有美学高度、象征着我们精神创造、精英成就和国家整体导向的一种主流文化,希望能“影响他人、教化他人”的“高级”文化,我们可能会出于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教化的习惯和先验态度,希望别人也一样喜欢和全盘接受,而不希望别人质疑、分解或矮化它。在很多媒体表述中,我们常常希望人们在了解我们中华文化之后整体性的“爱上它”、“沉醉其中”而不是“分析、判断、使用它”。这其实会导致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些错位。只有理解这种错位,才能让我们力求在开展对外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更加准确,多问问自己:当我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文化具体都是什么内容?受众是哪些人?大家各自对传播和翻译的内容有什么理解和需求?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传播效果最大化?

    中国文化走出去现在已经变成一项事业,这与整个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开放和未来发展有关。中国的经济、贸易、企业现在都已经大踏步走向世界了,关于中国的信息世界也了解很多,我们的政府外交很活跃、民间交流规模庞大,整体形象也在上升,但在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媒体、政府和社会普通民众因为意识形态隔阂和制度差异等等原因,从内心深处对中国人的群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还存在很多疑虑,加之各种刻意贬低和抹黑的负面因素影响,我们对外交流的掣肘还非常多,难以获得外国人的“真心”。这种深刻矛盾特别体现在外国普通民意当中,大量外国普通受众对我们国家的认知度、信任度、理解度和尊敬度还不够,同一件事情发生,同一个作品出现,在国际上如何解释,我们国内如何解释,决策机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怎么理解,有关事件或作品的实际情况、发生动机、传播效果和形成的认识都会存在巨大差距,我们中国在海外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还比较欠缺,我们文化的开放程度、国际传播能力、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都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产业越来越被看做是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也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世界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创意和知识产权产品如设计、电影、电视、动漫、出版、文艺、新媒体、游戏、软件等等内容产业的实力上。目前我国的创意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虽然逐年上升,但那些代表文化核心创造力的产品还远远没有获得足够的海外市场,还远未成为我对外出口的引领性产业。由于思想、设计与创意品牌的质量和影响力不够,我们现有的原材料或初级加工产品往往还缺乏更高的知识产权附加值和传播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文化走出去,也是为了让中国在国际产品和服务业贸易和竞争市场上,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高端品牌、高端形象、高端服务、高端影响力,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为我们争取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回过头来看,文化创意品牌是否能成功,也常常被理解成国家创意氛围是否足够好、创新机制是否良性的标志。因此“文化走出去”狭义指:“优秀的精神、文艺、创意领域的成果、产品和服务获得世界受众好评”,如文学艺术、舞台演艺、文博展览、影视出版、时尚设计等;广义指:“思想、制度、精神价值观、思维与生活方式得到赞赏和认同,具备吸引世界广泛关注、学习乃至模仿借鉴的能力”,例如哲学思想、教育制度、生活方式、流行娱乐等。

    从文化交流来说,中国文化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对开放的朝代,都有很多活跃的国际交流传统,我们的文化也是在和各民族、各国积极交流中不断互相丰富和共同发展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文化走出去”这项事业,既有官方的力量,也要有机构和个人的力量,既要有我们中华文化内在创新的推动力,也要有海外认知与接收需求的拉动力。所以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如同农业般带有细致浇灌的培养过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过程,当我们谈到文化贸易的时候,也特别需要提到人,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不能体现人的价值,没有通过人的载体和特色来体现文化,就很难被人们所接受。在一个明星经济和名人影响力的时代,文化贸易“见物不见人”的做法其实很难实现更高价值。于此同时,在一个全球旅游和信息互通的时代,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留下什么样的行为、语言、思想和作品,这些东西也是在各个层面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所以我个人常常感觉,中国是有国界的,但中国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对于一个好的翻译来说,更是要做到“处处留心皆文化,处处文化需翻译”。

    回顾刚才文化的定义,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文化政策,已经从纯粹的教化,变成了一种产业、贸易和服务,从教化工具到消费产品,中国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们对外翻译介绍我们的文化产品,应该是有很大启发的。当我们认识到文化不止是自上而下的一种传播,而具有与受众双向交流的性质,具有满足群众需求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处于文化交界处的翻译者,尤其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和交流意识。通过刚才的词语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只要涉及到文化翻译,哪怕仅仅是一个词都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做研究,更不用说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以及整个创意文化产品的体系了,这些材料和作品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就必须要求翻译到位,需要译者对材料和受众都有足够的调查、分析、对比和反思,对两种语言都有融会贯通的能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翻译、推广和沟通。一种异域文化在本土受众中的认知、接受、理解、学习和消费过程,与翻译服务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与其他产品的区别,如同电视机与电视节目的区别,电视机可以经过简单翻译甚至不加翻译就出口,是因为他们的性能基本一致,接受者只需要那些相似的功能,而风行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要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就必须针对新的市场进行认真的调整、翻译乃至重新编辑,并且采取符合那个国家的传播战略。翻译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过程中,常常为会让受众形成这个作品可信还是不可信、精致还是粗糙、死板还是有趣、平庸还是独特的深刻印象,哪怕是一个拼写错误和低级用法都会立刻让人怀疑到产品质量,严重影响到文化产品本身的传播潜力。

    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我的一个观点:即,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凡是涉及出口型的文化产品或内容,翻译本身应该进入文化生产的核心环节,而不仅仅被看做后期包装的装饰性作用。只有文化作品在创作阶段就考虑到了全球化的潜在观众,在生产阶段就考虑到翻译的难度和精度,它的文字创意、语言风格、潜在信息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的翻译,必要的时候,创作者应该在一开始就做出思路上的调整,以免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无论是介绍中国文化遗产还是创意设计,是展览说明还是演出歌词,是国际讲话还是官方政策,都应该在起草阶段就增加这种国际跨文化交流意识,这样不但有利于翻译服务者本身,也有利于我们思想的自我提高和自我丰富,有利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具备世界性,而不是简单包装后往世界强推,那样的效果不会太好。目前一些参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人,对于翻译服务的认识还不够,总幻想外国受众和中国受众完全一样,只要有一个机械化的转换过程就可以了。人们常常希望翻译人员在短时间内像机器一样、立等可取地复制拿出一份在世界上通行的文字,这种认识是不专业的,对于翻译服务业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因此我想也借这个平台,呼吁各位翻译界的朋友多多提醒各自的合作机构,如果他们的东西真要想实实在在地走出去,走进外国受众的市场和心灵,就请在生产环节就考虑到翻译,把翻译看做他们产品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翻译人员进行充分的交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精心工作。这种要求,如果作为翻译界的人不去提,没有人会提,如果不提,我们就会常常出现那种花费了大笔钱,却得不到外国受众太多反响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

    下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文化部掌握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关情况现状。目前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和贸易有很多的模式,潜力和空间都非常巨大。从政府交流来看,目前,中国已经与世界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协定,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驻外使领馆设有文化处(组),计划于2020年在全世界建立50个中国文化中心,并积极与友好国家开展政府文化年、语言年、文化高层互访、推广中国春节等等大型合作项目。这部分工作是我们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主要从事和指导管理的工作,主打一些政府级别有影响力的战略性合作项目。从机构交流来看,目前,中国通过高校合作机制已在全球建立410多所孔子学院,与此同时,中国与外国的各个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艺术机构、NGO组织、接受资助的国有和民营文艺机构等都在开展空前活跃的交流活动,每年各种艺术节、专业人士互访、合作论坛、合作制作项目都非常活跃,这些项目为我们受到政府资助或公共赞助的文化创意各个专业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民间交流来看,目前,中外之间各种以赢利为目标的文化企业、包括影视、游戏、娱乐、创意产业在内的企业、以及通过媒体、社交网络、旅游体验等各种方式实现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文化贸易都十分频繁,交易额也逐年上升。可以说,无论从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来看,中国目前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空前活跃的高度。在未来,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合作与交流,都将涉及大量的文化翻译工作,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文化翻译人才和翻译企业参与其中。而文化走出去的形式非常多样,比如今天在我们京交会的会场还有一个德国与中国合作的故事驱动大会,重点关注如何将不同的“故事”推介到不同的媒体。事实上,未来的文化走出去一定也是故事驱动的,先有故事,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然后通过语言的桥梁走出去。

    关于文化贸易,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在中宣部、文化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环境不断优化,对外文化贸易额大幅提高,出口结构得到改善,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核心创意产品与服务出口的平均增速分别为15.9%和28.7%。2012年中国游戏产业出口约35亿元,2011年艺术品出口额为30亿元,核心动漫产品出口约7.14亿元,商业演艺产品出口约2.03亿元,书籍版权出口约1.78亿元,电影海外销售约20.24亿元,2010年电视出口约2亿元,音乐出口约282万元,设计、广告、国际会展等皆蓬勃兴起。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创意及版权产品的出口,已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全球创意产品出口总额达3832.08亿美元,创意产品贸易年平均增长8.85%,创意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14.15%。2010年美国版权相关产品出口额为1340亿美元,虽然不敌药品出口,但远远高于飞机、汽车、农产品等行业。这个领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文化部高度重视对外文化贸易。设立了专职机构,推动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通过商业途径走出去,2009年正式成立了对外文化贸易处。为扶持文化出口企业,文化部与商务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2006年共同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并开展双年度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评选,通过中央财政向出口业绩优秀的文化单位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底,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部出台《关于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制定了今后5年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工作框架。

    目前中国的翻译服务业和我们日益增长的文化交流和贸易需求相匹配吗?年产值逾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翻译市场,是否覆盖了具备文化出口潜力的全部机构和主体,是否达到了文化出口所要求的质量水准呢?目前就我们日常工作来看,很多涉及国家间大型文化合作项目的翻译往往很难找,而能帮助中国具备文化出口潜力的文化机构和主体开展高质量翻译的机构和人才也还非常有限。据统计,我国目前仅博物馆就有3500家以上,到"十二五"末还将达到4000个,我国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有1986人,各类文学、艺术、思想、研究、创作高级专家、作家等达数万名,每天都有大量的文化艺术学术内容诞生,加上传统经典的作品不断得到新的理解和再创造,具有国际发展潜力的作品可谓层出不穷,但这些常常无法得到及时翻译,或者即使翻译也很难达到与世界同步交流的标准和要求。与此同时,在涉及国际文化问题的态度立场表达和我国基本文化知识普及等知识领域,我们要实现全方位多语种表达的能力和渠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语言人才有限的地方部门和二三线城市,在文化、旅游、外宣、涉外场所外文标识语、文化艺术人才介绍和机构介绍等基本内容在内的信息翻译方面,误译、错译以及不当表述所造成的“文化跌价”乃至内容损害颇多,部分甚至有重大后果。在一些重要的文化体育商业合作过程中,由于缺少兼顾语言翻译、法律、金融和文化专业等知识的人才,有时还会出现大型合作项目合同失误的情况。所以说,这些都是未来有志于参与文化翻译领域的机构、企业和个人需要关注的。要推动文化走出去,在外国受众中做到“入脑”、“入心”,在语言质量和文化内容方面都做到高标准严要求,我们还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文化翻译人才。当然,这种人才能否得到充分工作的机会,也与国际市场的需求有关,需要对此作出科学的评估和研究再进行投入,以免一哄而上,热情介绍,而翻译的内容无人问津。

    当然,我们深知培养一个文化方面的好翻译并不容易,例如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往往需要难得的机缘,才能让中外专家共同合作,让一位或多位成熟的译者将中国文学的精髓奉献给世界。学术对外翻译,往往需要译者能坐冷板凳多年,在专业水平上不低于读者和作者,才能让我们哲学科学思想领域的高端内容得到准确的翻译。而高水平翻译,未必有高水平生活环境,地位、收入、工作条件都不高。中国翻译协会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注册翻译从业者6万人,行业缺口高达90%,而高端中译英文化翻译人才更是稀缺。要培养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优秀翻译,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建设如中国特色文化用语译法研究、小语种词典编纂、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外国优秀翻译人才和汉学家的服务、以及中外优秀译者合作机制的搭建等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最后,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文化部外联局翻译处的工作。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一共有19个处室,负责向世界各国派驻文化处(组)和文化中心的文化外交官和专业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构国内外工作人员有接近500人,都在积极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关系,我们的工作机制包括国务院多部委对外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全国文化厅局系统工作机制、国内外文化官员互动机制、政企合作机制等,文化对外传播渠道则包括使领馆文化处、文化中心、网络平台、机构平台、项目平台和外国友人平台等,可以说,我们与外国受众的接触是直接的关系,往往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外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实际需求和接受情况。我们从去年以来一直与中国翻译协会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研究如何切实推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工作、打破语言壁垒、提高中外文化交流质量的问题。翻译处曾于去年牵头就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的情况开展了一些深度调研,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今年以来,我们希望能通过继续与中国翻译协会等机构开展合作,就不同领域开展分类别译介情况研究,同时启动“中华文化国际翻译专家人才库”和“中华文化精品译介扶持计划”资助平台的建设工作,努力掌握国内外高端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规律,推动优秀人才的表彰、扶持、培养体系建设,扶持文化精品信息与作品的译介传播,并积极探讨在条件成熟的中国驻外文化中心建立不同语言种类的中华文化译介基地,开展长期稳定的中外文化研究、互译与推广工作等。我们希望就文化翻译事宜开展更多深入调研、掌握更多信息、形成更多政策建议,同时积极思考如何推动高端文化翻译人才培养和服务机制的可持续发展,让文化翻译事业能落到实处,形成实效。本着政府职能转变的精神,我们考虑将重点支持那些市场普遍认为比较难的、国家又迫切需要的文化、思想、学术、遗产等高端类翻译的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与高校、翻译基地等积极合作,探索如何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化翻译作品,以支持中国文化整体走出去这一宏伟事业。我们希望以最好的语言质量、把中国文化最好的成果传递给世界上最多的受众,切实做好我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

    以上这些信息和思考都还在不断完善中,具体项目还以未来文化部官方信息为准。希望各位翻译界的老师们、对外交流的领导们,就对外文化翻译事业或者文化部外联局的有关工作和我们多交流、多提宝贵意见,多和我们分享优秀人才、思想和信息动态。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构建一个有利于翻译产业也有利于文化服务于贸易出口的、有利于我文化翻译能力建设与发展的公共政策与服务平台,集中我国多年来在文化走出去与翻译领域的优秀经验和人才资源,不断提高我文化走出去的翻译水平,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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