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莫言获奖，他作品的翻译功不可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获奖还得归功于翻译对其作品的改动和删节。这并不只是因为如传言中所说的，翻译可能删去了他作品中血腥、暴力等有争议的语言或情节，更在于经过适当改变原文，尤其是开头部分，译本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就更容易为其接受和理解。这和我们眼下所遵循的“全译、直译”原则，显然有所背离。

    事实上，在严格要求“外译中”做到“信达雅”的同时，多数译家和读者都对莫言作品的外国翻译表示了认同和赞赏。如何看待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否在涉及“中译外”的过程中，“全译、直译”的原则本身有可商榷之处？从这种双重态度里我们又可以得出某种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蕴含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可能路径。

    在12月13日苏州举行的“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研讨会上，翻译理论家谢天振表示，近些年，为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可以说做了不少努力，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譬如，我们以国家、政府的名义，编辑发行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月刊，以向外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出版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熊猫丛书’，还有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组织翻译出版的达200种之多的英译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等。其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之所以如此，在谢天振看来，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在“走出去”问题上，我们很长时期里都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即把其简单地归结为翻译的问题，以为只要多多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相应地，我们对翻译的绝大多数认识，包括翻译理论、思想、主张、标准等，都是建立在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学、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而不是建立在以对外译介本国文学、文化为目的的“译出翻译”的基础上。“很显然，翻译是受到译入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语境、民族审美情趣等许多因素制约的文化交际行为。因此，想要让翻译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的目光必须关注到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

    基于此，谢天振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体现在翻译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要知道，中国人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另一方面，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们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

    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作品的普通读者大致相当于我国严复、林纾那个年代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加之多数西方读者满足于自身的文化而对他者文化缺乏兴趣和热情。“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我们提供的无疑是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何以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因此之故，我们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时，就不要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这样做的效果恐怕更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语文学翻译家袁莉认为，在现阶段不恰当地去宣传和强力灌输，推出所谓“文化名片”是很不明智的。“从译学研究的角度，西方读者对于‘异’的兴趣和接受，取决于自身的文化处境和自我认识。他们切入‘异’的观察，起点完全是自我式的。因为莫言及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对待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时的宽容和开放，才更多获得被发现的机会，从而有了让中国文学与之对话的可能。显然，同情地了解对方并为对方所了解，无疑是展示自己的前提。”

    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中译外”恐怕都很难做到如“外译中”那样直译、全译的标准。尽管如此，在袁莉看来，西方读者是可以培养的，“接受度”也是可以培养的，而培养西方读者，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家的对外译介。这不仅需要中国翻译家自身做出艰苦的努力，更需要多出现一些精通汉语并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谢天振举例表示，在我们看来，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水平不可谓不高，但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其实是霍克斯的英译本。“前两年，杨宪益先生去世，我们都感慨，中国自此将进入文学对外翻译的‘大师断层’期。但鉴于文学翻译有技术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的综合要求，我们还要思考该怎么样引起外国译者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让他们来热心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翻译家郑克鲁表示，为了鼓励外国翻译家翻译我国作家的作品，不妨学习外国人的做法，设立一些重要语种的翻译奖，奖励外国翻译家，“时间一长，这样做会很起作用”。在作家叶辛看来，“中译外”工作，有赖于作协、文联、外办等机构的联合推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请斯诺夫人来中国并给她颁了翻译方面的奖项，但当时在美国没什么人关注斯诺夫人，所以颁奖给她也没产生影响。现在有不少外国人在学习中文，但他们学习主要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他们当中喜好中国文学的大概少之又少。在海外生活的华裔族群中，应该会有一部分文化人士对文学感兴趣。他们既了解中国文化，在融入当地社会后，对他国文化也有深入理解，如果能吸引他们来译介母语文学，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显然，中国文学要在广泛意义上为国外读者接受和理解，还有赖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及如评论家王宏图所言“西方对中国文化认同感的加强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袁莉表示，莫言领奖时最终还是穿了燕尾服。他的入乡随俗当然是一种善意，一份尊重，代表了中国人面对世界的一种开放的姿态。“设想有一天中西方建立起没有落差的文化交融平台，中山装也让西方人见怪不怪，也就是‘还异为异’的理念深入其心时，文学作品的选择、中译外的方法和策略会愈加丰富，翻译标准的讨论，甚至翻译本身才能回归其本真。”

    会议由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和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朱振武主持会议，王周生、陈建华、宋炳辉、季进等作家、翻译家也在会上发言。

傅小平 2012年12月24日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