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1917年出生于广东，18岁时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后来以“英籍华裔女作家”而闻名于世。因缘际会，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通过《中国翻译》杂志知道她的名字，1993年因为参加中国译协组织的第五届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与韩素音沾上一点联系，却由此与翻译结缘，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发生改变。1993年是我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虽然学的是语言学专业，但对翻译一直有兴趣。在孙致礼教授的鼓励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参加了当年的韩素音翻译竞赛，没想到，结果出来，我们居然有四个人获奖：

我和何学文获得一等奖，王英姿和一个叫简晓耕的同学获得优秀奖。何学文当时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因为这次获奖，有机会调到军委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 当时香港即将回归，他参与了大量跟军事有关的法律文本的英汉翻译工作。即使是现在，翻译也是他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翻译的作品有与国防和法律相关的资料和书籍，也有电视、电影，还有《苔丝》《顶级竞争力》等文学、经济方面的作品；

既有英译中，也有中译英。王英姿当时是翻译专业的学生，师从喻云根教授，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方面都很有根底，后来翻译了多部文学作品，成为潘文国教授的高足。博士毕业以后，参与了陆谷孙教授主编的《汉英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平时主要从事翻译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对我来说，那次参赛，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韩素音翻译奖进一步激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同时也给我足够的信心去追求自己儿时就有的当翻译的梦想。我决定放弃语言学，转而从事翻译。我不是天资聪颖的人，但我是个用功的学生，我的语言学专业成绩还可以，1994年毕业的时候，我的论文《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的英语法律文本》还被评为优秀硕士论文，但我还是义无反顾、满腔热情地转向翻译，人生的轨迹就这样发生了改变。

韩素音翻译奖最直接的好处，是使我得到很多的翻译机会，有时还可以接到一些较好的翻译项目。1994年，我为中国计划出版社翻译了《外商投资指南》，并顺利获得出版。接下来，靠着这个获奖证书，也靠着孙致礼教授的倾力举荐，我和何学文、王英姿一样，跟台湾林郁出版公司签下翻译合同。我先后签了三个出版合同：第一部《印度羽毛扇》，是跟唐慧心教授合作翻译的，说是合作，唐教授指导良多，让我受益匪浅；第二部《翼》，跟何学文合作完成，第三部《最后一个无辜的人》，独立完成。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开始有信心驾轻就熟地从事小说翻译了。随着翻译能力的逐渐提高，后来还有机会参与译林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的翻译项目，其中有汉英双解新华字典的英译和《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 2004年克林顿自传《我的生活》的翻译，也是我所参与的翻译项目中的一个。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文学翻译、法律翻译、科技翻译还是词典翻译，一些疑问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并引发我对翻译问题的思考。我是《中国翻译》的忠实读者，翻译中的一些疑问往往都是到这本学术期刊中寻找解答。

与此同时，在阅读这本学术期刊的过程中，我逐渐萌发了对翻译研究的兴趣。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翻译》掀起了关于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是否能够“建立翻译学”、建立怎样的翻译学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牵动着我的兴趣，不知不觉，我自己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成为translation community中的一员，通过阅读这些论文，也通过《中国翻译》杂志社和中国译协组织的翻译讲习班，认识了一些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并在1999年有幸考入南京大学，在张柏然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翻译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南大期间，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西方的翻译理论，2002年拿下了博士学位，但我对翻译的探究没有因为毕业而停止。从1994年到2014年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发表了学术论文三十多篇，这些论文记录了这么多年来，我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作者孙会军系南京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1993年第五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本文节选自《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