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的翻译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学术研讨活动络绎不绝，研究思维活跃，研究方法趋于科学专业。与往年相比，译学研究更加注重对多种范式的整合研究，并开始注重在立足回顾的同时，力求在反思和探索中寻求研究方法、视角和理论资源等方面的突破和创新。
对国外翻译思想、研究范式的反思
首先是翻译的文化研究。对于翻译的文化身份问题，孙艺风认为：翻译文化身份的杂合性和不稳定性制约了翻译规范的形成和翻译策略的取向，翻译是不断的调解、挪用、操纵跨文化差异的过程，所以结合翻译和身份、杂合与嬗变等问题来研究文化移入的过程成为必然，而基于跨文化、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的身份也必然是不断变动的。柳林就翻译的后殖民理论在我国的引进与发展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理论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其对于本族文化的关怀和与西方文化对话成为普遍的诉求,二是结合后殖民翻译理论来研究汉外互译或汉文化向外传播过程中的政治权力话语问题。王东风认为抵抗式翻译策略的实质在于要用异化翻译的方式真实地再现源语文化的差异价值观,通过抵制美国主流语言价值观对翻译文本的暴力归化来达到重塑源语文化和美国本土文化原型的目的。蒋骁华、张景华指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是一种体现在语言、选材和文体等方面的文化策略和“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其主张译者拥有著作权在伦理上是合理的。但贺显斌认为该译论汲取营养的语境是欧美强势文化以及英美国家翻译欧洲语言的作品，所以在讨论译者隐形史时忽视了非欧美语言的英译，把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混为一谈。关于翻译与政治，杨平指出翻译的政治因素影响到翻译的动机、题材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方面，所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和译者地位等问题很有必要。崔波选取了晚清翻译家严复、梁启超、林纾三人的翻译，通过探讨在其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利关系和操纵策略，提供了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翻译的政治”理论的例证。杨柳就翻译的文化研究之女性主义范畴，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在中国六年的接受过程和效果作了回顾,阐述了它对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在翻译界、出版界尤其是在翻译研究领域有相当一批女性译者、出版赞助商和卓有建树的研究女性翻译理论的学者存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取得了“视角的融合”，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视野期待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内核又不完全契合，所以“她”在中国的未来“视界”仍然是未知的。张瑞娥采用多维视角以符号学原理为依托,对《红楼梦》中的女性指称语及其翻译进行了分析,主张对在男权话语模式下的女性指称语的翻译研究须考虑指称人、被指称人和指称语三个因素,翻译的作品必须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杨朝燕、胡素芬探讨了我国女翻译家朱红在其翻译中的主体性意识问题；马雪静针对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作了再探讨；孙宁宁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翻译的过程、文本、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在关系论、整体论和多元性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翻译理论话语。张从益指出翻译文化本体性的功能体现在译者的本民族文化本体的立场和态度上,以及译者努力消除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原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异采取的策略上。
与翻译的文化研究相比，研究者们更注重对中国语言学翻译理论发展历程的反思。李林波指出中国的语言学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转换生成模式、语义学、语篇学和语用学模式的翻译理论，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对于翻译研究走向学术化与系统化来说功不可没。司显柱在回顾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向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要求对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作规定性描写，所以其操作性还存在缺陷，同时目前该理论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研究者们在回顾的同时也注意到理论的创新和理论模式的应用。李运兴在语境顺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译者语用视野和研究者语境视野为理论框架的翻译语境模式。朱燕提出了关联理论指导幽默言语翻译的理据:幽默言语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行为;幽默言语是一种跨语际的阐释性运用;幽默言语翻译效度最高。段峰指出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反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研究翻译本体的回归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认知语言学语篇观，王晓农、仵延谊提出了翻译中的信息补偿策略：对读者认知语境的概念性补偿、译语句法性缺失的结构补偿和语篇文体的修辞性补偿策略。
在哲学和其它视角的翻译研究方面，冯文坤、万江松指出翻译的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从实践哲学向理论哲学的转向，所以对翻译理论的建构应着重于“翻译之翻译”的理性追问，翻译研究应该从“现象翻译”中剥离出来,以便能认识翻译的“真值”,从而为翻译理论找到一个恒存的支点。何德红从诠释学的发展流变出发,对诠释学发展各阶段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作了分析和反思。周晓梅指出“作者之死”导致了意义的无限衍异和系统的散乱无序，而意向性理论下作者的“复生”可增加原文和译文的可接受度，促使翻译研究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分析。就翻译的诗学研究而言，曹丹红通过比较亨利·梅肖尼克和乔治·斯坦纳的两种翻译诗学观,提出“异”、“主体性”、“忠实性”是翻译诗学研究无法绕过的重要概念。关于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研究，张美芳、钱宏就翻译研究中奈达的“功能对等论”、霍姆斯的“功能导向翻译研究”、德国学派的“功能主义”以及翻译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的“功能”等四个概念进行了分析和定位。在翻译的美学研究领域，李洁、隋荣谊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研究进行了回顾。李洁认为当代翻译的美学研究应该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在研究“译者-译文-读者”审美沟通的同时，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和审美接受能力也应该成为翻译美学的研究重点。对于语料库的翻译理论研究，陈伟指出该范式的潜力表现在译语文化中的文本选择和策略取舍研究、翻译中的省略、女性翻译研究、翻译文体研究和翻译教学和培训等的研究上。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者们已经不拘泥于单个范式，而开始注意多个范式的整合研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诸多范式不但可以共存而且在方法论层面的融合也是可能的。王东风对解构主义之后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发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研究，是一种既关注语言又注重文化的研究，是一种既有结构主义的严密又有解构主义思辨的研究。詹蓓、杨国静认为整合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促成它们在统一的科学框架内兼容并蓄、优势互补，是翻译界不容回避的一个课题。他们以语篇信息作为出发点，探讨了语言、文化流派翻译理论的整合问题。但究竟应该如何入手，如何整合不同的范式进行翻译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见到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今后翻译研究的趋势之一。
对新的研究视角、理论思想的介绍和对新的理论资源的探索
李红满指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对佛经翻译的“翻译场域”、“符号权利”以及作为“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佛经翻译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邢杰认为，对译者“思维习惯”的研究可以为解释她/他背离“翻译规范”的创造性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还能为描述翻译学侧重“规范”的解释性框架提供补充，所以是描述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应该特别关注的是研究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的探索。刘华文提出中国先秦名学可以为透析中国近代翻译活动提供途径，儒家名学中建构性的“正名”说和道家名学中解构的“无名”说能为阐释翻译过程中诸如语言施为阶段的语义取向和语用趋向等问题提供理论营养。韩子满和张莹分别评介了Mary Snell-Hornby《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一书，该书在总结当代翻译理论、介绍西方理论最新进展的基础之上，指出了90年代翻译研究的“实证论转向”和语言学方法在本世纪的复兴及其‘U’字形转向。张美芳、钱宏和石永浩分别评介了Mona Baker的《翻译与冲突——叙述性阐释》一书，该书率先将社会学领域的叙事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系统的叙述理论翻译分析模式。译界学子对国际翻译研究界及其相关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评论，而是更多地进行反思或质疑、本土化研究、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利用这些理论资源为己所用。
文学和法律、商业、医学等学科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张佩瑶从“软实力”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指出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软实力建设中新的一部分。她认为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适宜采用凸显差异及“他者”（我国）文化魅力的方法和“丰厚翻译的方法”，通过背景描述、解释、深层铺垫的方法使读者跨越理解鸿沟，同时要强调翻译中的异中有同和文化的亲和力。刘法公认为对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转换的处理，应保持译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和“喻体共知性”一致。宋健飞对德汉、汉德文学互译中的词义等值、文化障碍、哲理性语言和背景知识理解等问题的处理作了阐述。关于法律翻译的研究，屈文生、石伟对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肇始,洋务运动时期的法律翻译,以及变法修律时期的法律翻译作了系统的梳理。李克兴对各类法律文本中最常使用的三个情态动词“shall”、“must”和“may”的功用和译法作了探讨。兰凤利分析了中医古典文献中“阴阳”的渊源，指出对“阴阳”指代的“男女、阴阳经脉、血和气”等具体概念的翻译要视语境而定，一概音译为“yin and yang”是片面的。李淑琴对大陆学者商标翻译的研究作了回顾,就英汉商标翻译研究队伍组成、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应用进行了总结，就存在的问题或缺陷作了剖析；顾维勇对商务英语词语复数形式的翻译进行了探讨；李月菊分析了中西汇票的翻译问题；于建平通过实例分析了科技翻译中译文的严谨性、评价词语和模糊限制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们已经注意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丰富和发展该领域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口译理论研究
近十几年来，随着翻译学学科的成熟、发展和翻译专业学位的确立、口译专业在诸多大学的开设以及对西方口译理论的引进，我国的口译研究在逐渐升温。戴炜栋、徐海铭探讨了职业受训译员和非职业译员在汉英交替传译过程中记录笔记的特征现状, 指出笔记特征与口译效率的关系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用笔记特征量的多少来衡量口译效率的高低。针对一些国际专业组织推行的行业标准和有关口译质量的典型个案研究，王东志、王立弟提出了语义优先、结构解析和词语简化三个提高质量与控制效果的翻译策略。在研究的方法上，张威、王克非认为要调整口译研究设计，注重内隐记忆的研究和对语言理解抑制机制与口译记忆能力关系的研究，同时要探索口译记忆研究与脑神经科学结合的新途径。马志刚提出口头报告法中仅有反省法适用于同声传译的研究；其研究方案的设计须在研究焦点、受试选择、实验材料、实验条件和结果解释等方面遵循同声传译的本质要求。可见，我国口译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从引进学习、印证检验向自觉拓新的转变了。
对翻译过程、作品、功能及翻译的概论性研究
首先是关于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标准等问题的概论性研究。Wilss（2001：12-13） 说过，翻译学本质上是认知性的、阐释性的和联合性的科学，其特点是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将涉及到诸多具体问题。所以，尽管理论家们对翻译的定义杂而多，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仍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对于翻译本质认识的误区，陈大亮认为：翻译的本质存在于诸多定义里,但与此同时,它强调“多”又不能否定“一”，所以翻译本质不是在是与非的两极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也不是追求所谓唯一正确的终极答案。就翻译标准多元性和评价客观性的关系，吕俊批评了在翻译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的倾向:绝对客观主义与主观相对主义，认为翻译评价的相对主义客观性是在以共识性真理为基础、以交往理性为指导的对话中形成的。关于译者思维结构，屠国元、李志奇对其形成过程、与行为标准的关系以及思维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对立统一性进行了探讨。另外，孙致礼基于Chesterman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提出译者的职责包括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确保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要求和恪守职业道德五个内容。
翻译过程、作品和功能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与西方基本相似，主要是基于认知语用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研究。比如王璐璐、丁国盛、彭聃龄通过实验对词汇翻译过程的认知机制进行了考察；郑冰寒、谭慧敏利用英译汉TAPs实验说明主观和客观翻译单位在不同译者间的各项差异能够充分反映其翻译水平的差别，同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取用的翻译单位不是固定于一个语言单位上,而是在诸如短期记忆容量、翻译熟练程度、文本理解难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不断转换的。李占喜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总结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运作特点:关联性、动态性、不确定性。关于译作研究，何刚强通过对James Legge与Arthur Waley所译《论语》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虽然后者的译本在文字质量和可读性上超越前者，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准确率和出错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两个译本都还不能全面地反映《论语》的风貌和思想，所以，英译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是我国译者的新使命。李立平、江正云通过对林语堂译本的分析探讨了林语堂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及其翻译中性格化的文化选择；宋健飞、刘沁卉通过对德国作家Günter Grass《蟹行》汉译本作文本分析，透析了译者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及其译本批评的相关问题。
翻译史研究
如文军、胡庆洪所说，我国的翻译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研究涉猎的领域已由简单评介某一部译作发展到结合译作产生的社会背景,对译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例如许钧通过回顾Marcel Proust的力作《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指出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与受到诸如社会环境、文化价值取向和读者审美期待等因素影响的接受语境紧密相关，而这个语境本身也是不断变迁的。此外，许钧分析了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小王子》在最近20年的翻译和重译现象，认为虽然近些年来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队伍不断壮大，翻译和译介的形式、方法也趋于多样化，但是译文的质量问题绝对不能忽视。关于翻译史研究范畴的翻译者研究，崔峰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对当时作为开拓者、探索者的翻译家“中间物”意识作了阐述和解析。赵军峰通过对梁实秋翻译活动的个案研究，建立了一个翻译家研究的纵观性理论模型，他主张从译本出发，置翻译家于复合网络中的回归翻译本体的研究模式。于小值在博士论文《周作人的文学翻译》中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孤独者周作人的语言观、文化观和翻译观、其白话文学翻译语言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孙海琳、杨自俭通过对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和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关于译场11种司职的记述进行考证，提出翻译史的研究一定要辨别史料的真伪，尽量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之上。对于翻译史研究的发展问题，文军、胡庆洪认为要从加强研究队伍、强化少数民族翻译史研究和拓展口译史研究三个方面入手。
翻译教学与应用翻译研究
随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设立，有关MTI的教育、教学问题是专家和学者们面临的新课题。针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点的建设，仲伟合从学科基础、师资、教学基础实施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何其莘对我国外语教学和翻译教学作了回顾，论述了翻译和外语教学的关系，指出针对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要注重强化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和百科知识处理和表达信息的能力，并通过大量实践培养双语转换能力。穆雷通过比较中国和内地与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一些国际著名翻译院校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指出，MTI作为中国职业化翻译教育的起点把高层次、职业化的翻译人才培养与翻译市场管理接轨，加快了翻译市场的专业化、行业化和规范化进程。文军、刘威论证了任务型教学法在口译教学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秦洪武、王克非提出对应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运用的基本原则是观察先于归纳、呈现先于讲解、学生自导先于老师指导。针对目前翻译教材鳞次栉比的现象，谭慧娟、余东认为这是由于翻译本身的创作性、教学法的不确定性及其研究的跨学科性等原因造成的。在应用研究的其它方面，张霄军从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两个角度对国内外翻译质量的量化评价研究与实践作了综述, 指出今后翻译评价研究的趋势将是科学化、量化和自动化，也就是说将人工量化评测的内容自动实现；胡显耀分析和对比了汉语翻译语料库与非翻译语料库的词语统计特征,指出与源语文本相比,小说汉译时有倾向于使用更少的词汇、重复使用一定数量的常用词和实词减少等特征；姚振军论证了运用“最简单机器翻译方法”开发面向中医典籍的机器翻译系统的可能性，认为中医语言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加大译语的信息密度以提高系统信息处理效率，同时中医翻译的特殊程序也使采用受限语言成为可能。
（本文摘编自《2007～2008中国翻译年鉴》《回看翻译研究与学科建设两年来的新进展》一文；作者：穆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