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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个翻译协会

来源:《文汇报》姚以恩   发布时间:2015-12-23

 

  日前整理旧物,发现了一本1951年7月印制的《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通讯录》。在翻看这本纸质发脆的通讯录时,勾起了我对这个协会的遥远而美好的记忆,因为我也是它的会员之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据通讯录统计,会员有近三百人之多,包括了上海的各界名家,如巴金、姜椿芳、罗稷南、曹未风、李青崖、李健吾、金仲华、陈虞孙、冯雪峰、刘佛年、刘思慕、董秋斯、冯仲足(宾符)、孙大雨、石啸冲、陈西禾、陈伯吹、石奇、施蛰存、蒋孔阳、蒋学模、杨岂深、全增嘏、林举岱、欧阳文彬、任以奇、盛峻峰、包文棣、张逸侯(满涛)、叶水夫、李俍民等等;还吸纳了各地高手如北京的吕叔湘、袁水拍、林淡秋、柳无垢、叶至美、冯亦代、楼适夷、胡仲持、孙家晋(吴岩),长春的穆木天,南京的焦敏之,天津的廖叔辅,广州的王宗炎,等等。这个协会,名义上是“上海”的,但实际上范围已扩大到全国。协会成立于1950年,领导人是董秋斯、姜椿芳、冯宾符等。我参加这个协会的儿童文学组,组长是任以奇(就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我们这个组的活动特别多,经常聚会,地点多半在四川路任以奇父亲的商号里。为了切磋译事,我和以奇兄往来比较多一些,我们常在南京西路上的“凯司令”共饮下午茶,有时吃茶点,有时吃西餐。一客西餐,两万元人民币旧币(合新币两元),有汤,有色拉,有主菜,有咖啡。铁排三样味道不错,我至今记忆犹新。以奇兄是一位大美食家,我也有此同好,只可惜眼下的市场已是美味难觅,徒有花哨而已。

 

    为了弄清这个协会的情况,我特地请教了以奇兄。他很认真地给我写来了回信。他在信中说:

 

    您所关心的解放初期译协事,我初步向欧阳文彬同志打听了一下,是这样的:

 

    大约在1950年,上海成立了译协,会长是董秋斯同志,领导人还有姜(椿芳)先生、冯宾符同志等。秘书长是欧阳文彬,副秘书长是我。我因此在这协会内成立了儿童文学组,也办得最热闹。译协会址在今天作协那个大楼的二楼一个房间(当时作协尚未成立),有两位办事员。有一个协会办的杂志,叫《翻译》,记得我以任以奇的名字译过两期稿子(美国法斯特的小说)。后来董秋斯同志赴京,欧阳文彬同志另有他就,这个译协第一阶段也就结束。

 

    随后姜(椿芳)先生接手译协的第二阶段,姜先生任会长,刘思慕同志任副会长,秘书长是叶水夫同志,副秘书长仍是我。这时开会都在淮海路逸邨的时代出版社,我去开过几次会。想不起来做过些什么。随后时代出版社迁京,姜先生也去了北京,1952年底我进少儿社,这个译协第二阶段也就结束。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层次很高、成员众多的翻译协会,在后来关于翻译的文献中竟然未提及。连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国翻译词典》也没有记载。《中国翻译词典》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翻译百科全书,收词目三千七百余条,篇幅近二百五十万字。正文以后另有“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等七个附录。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是由于这部工具书具有完善的品质,钱锺书特地为它题写了书名,季羡林、叶君健、叶水夫分别撰写了序言。外交前辈、老革命家伍修权也亲笔题词“祝贺中国翻译词典出版”。按说,1950年成立“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理应收入“中国翻译大事记”,但没有收录,是个疏漏。

 

    倒是“董秋斯”一条写得比较详细:“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常用笔名求思、求实。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1929年在上海结识了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陪同她会见鲁迅先生,并任临时翻译。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主编国际评论月刊《国际》。此时翻译了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即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特地赶译了戈庚教授《伟大的十年间文学》一书的有关部分,作为该书的代序。……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翻译》月刊。……”这一条目算是把“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作了简单的交代。

 

    真正的全国性的翻译协会是由姜椿芳受命组织的,定名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于1982年6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成立大会。

 

    2008年8月2日至7日,是上海举行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日子。这是国际翻译界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大型专业盛会,乘此之机我草此短文,只是想告诉海内外的同行:上海是中国的翻译重镇,上海应该为翻译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选自《文汇报》2008年8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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