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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学问在中西之间”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5-12-23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与中国的东方研究
季羡林先生走了,走的时候虽然已是高龄,依然让人感觉突然。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羡林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纵观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颇广,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或者某一两个学科的名称来加以概括。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中西之间”四个字或许可以说明他的学问范围。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梵学、中亚的古代语言、印度文学、佛教语言、文献和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所有这些,大部分与印度古代文化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关。中国古代把印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大片地域称做“西域”或者“西方”,先生的学问,就在这中西之间、中印之间。如果依照国际学术界近代以来使用的名称,这大致属于东方学的一部分。
季羡林先生1935年赴德国。在德国期间,先生发表了两篇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943);《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4)。在第一篇论文里,先生利用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吐火罗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对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课题,正可说处于“中西之间”。第二篇论文则是讨论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语言特点。由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早期佛教典籍的传播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流行的地域又与中国新疆连接,研究这种语言的特点和它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外,先生1949年在德国发表的《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断佛典的年代和来源的标准》(《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9)一文,实际上也写成于这段时间。这几篇论文,在研究印度中世语言、尤其是佛教语言的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作为重要文献被引用。从这几篇论文可以看出,先生从事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从分析语言特点入手,结合其他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样的论文,还有1947年直接用德文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的《巴利文的 A siy ati》。上面这几篇论文,如果说从大的学科划分而言,还在印度学的范围内,那么,先生后来所作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就不囿于印度学,而更多地涉及中国,更多地显示出“中西之间”的特点。这样的局面,也可说是客观的情形使然:首先,古代印度,作为南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上与东亚的中国有极多的接触,中印文化交光互影,例证比比皆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后来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题目。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自德国返国后,在清华任教的最初10年里,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注意。先生在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上,明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中印两大文化之间,陈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中间区域,即中亚地区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先生从一开始就极为服膺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识,他在德国学习的虽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亚的语言,但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却大量来自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典籍。他在涉及中国的学问方面,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从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转到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上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国内,要继续完全从事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的研究,客观条件(如最重要的图书资料)与欧洲的德国相比,相差太远。先生因此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转向梵汉比较,或是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题目。他把这种情形开玩笑地称作是“有多大饭碗,吃多少饭。”自然,先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梵文的研究。
1946年春,根据国内的情形和客观条件,季先生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题目作了调整。到北京大学的第二年(1947年),他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浮屠与佛》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亚古语言方面的功底和娴熟于各种佛教佛典的长处,对汉文中“佛”与“浮屠”(佛陀)两个译名的来源、出现的先后作了细密的考证。“佛”与“浮屠”二名的来源,表面看来细微末节,实际则反映出与佛教在中国最早传译的过程有关的诸多重要问题。这篇文章,由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发前人之未发,体现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
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和印度国家间关系很好,文化交流比较多。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先生是其中之一。中印之间,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交往,表面看,是中国从印度学来的东西多,印度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少,因此,曾经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单通道”(One-way traffic)。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印之间两、三千年友好的关系,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互相渗透。为了说明他的看法,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以及《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几篇文章,说明中印之间不是“单通道”,而是“双通道”(two-way traffic)。
先生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当然还不限于佛教和以上讲到的几个题目。文革以前,他把印度最著名的几种古典梵文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译成了汉文。“文革”期间,他被安排在宿舍楼看门,其间偷空悄悄地将总共将近两万颂诗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七篇八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史诗,可是,印度语言以外真正的全译本,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先生的翻译,使用的也是诗体。“十车翻蚁蛭,百国追彦踪”,《罗摩衍那》翻译的完成,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但先生又不限于简单的翻译,他同时就印度古典文学以及近代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的生平和作品,写了许多文章,包括像《〈罗摩衍那〉初探》这样的专著。在国内,要研究印度文学,这些文章和书,都不可不参考。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只是就印度文学论印度文学,而往往是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纵和横的对比。这些研究,在中印之间、中西之间,说是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更合适。
在佛教语言和文献研究方面,先生在1986年还撰写有一篇长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篇文章中,先生通过对文献本身以及其语言的分析,对大乘佛教的起源、阶段的划分、般若类经典的来源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先生也撰有一系列文章,最主要的有:《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1965)、《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论释迦牟尼》(1981)、《商人与佛教》(1985)、《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名著。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从19世纪开始,便着手翻译和研究,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人作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整体的研究尚付厥如。北京大学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倡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可惜后来因“文革”而中辍,其间先生也不幸去世。“文革”以后,工作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一批学者,先生总负其责。1985年,工作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原文、前言、注释等加在一起,约63万字,集合众力,可说是国内当时西域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校注工作中,先生审阅初稿,进行修改,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由他独自撰成,长达10万字,实际上是一篇全面论述《大唐西域记》学术价值及其所涉及问题的长篇论文。
1998年,季先生在德国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 )〈弥勒会见记〉》(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这是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接受新疆文物主管部门的委托,释读和研究在新疆吐鲁番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的成果,是季先生作为中国学者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贡献,其间也得到德国和法国学者的协助。通过新的研究,季先生不仅进一步说明吐火罗语在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且找出了吐火罗语中来自汉语的词汇的例证,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双向现象。作为剧本的《弥勒会见记》,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则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中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此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西皆通、亦中亦西,辞章考据,既博且精,由细微而见大节,重考据亦通义理,季羡林先生一生治学的范围和路径,或许可以作如此的总结。
 
 (王邦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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