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他出生于银行世家，虽然童年丧父但仍备受呵护享尽富贵
他被认为是白虎星下凡，命中注定他将成就一番大事。
他与英籍妻子戴乃迭携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
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
通过他们的翻译，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也更加了解了中国
他在历经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大家


他，就是杨宪益。

孤独的童年


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关于他的出生，杨宪益在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里这样回忆道：
“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少年杨宪益

1920年，杨毓璋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岁的杨宪益成为一家之“长”，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嫡母请了老师让其在家读私塾，在魏汝舟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杨宪益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1927年夏季，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在母亲的帮助下，杨宪益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他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门功课都感到兴趣。
访谈：
杨宪益：我生在天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
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还有一个同学叫李亚福，他在天津大家都知道他，他的爱人叫张美如，她到美国去了，李亚福也想到美国去，就跟着我们一块决定到英国去念书。
 

杨宪益先生近照（2009年7月）摄影 裴正

1934年深秋杨宪益经南安普敦到达了伦敦。伦敦给杨宪益的印象并不好，他在自传中写到：
“初抵伦敦觉得这是个萧条沉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到达时正是天黑。伦敦那时候污染得很厉害，以我的眼光看来也很破旧。火车是老式的，而且不怎么干。整个城市似乎包裹在一层雾气里，阴湿寒冷。与光彩四射的新大陆相比这当然是使人失望的……”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在天津读中学的时期，杨宪益就非常喜欢十八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同一时期，他还接触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憧憬又引起他对古希腊的强烈兴趣。
求学牛津与戴乃迭的爱情故事
访谈：
杨宪益：我喜欢希腊文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最早的时候从希腊的史诗，到希腊的悲剧我都看了一些，觉得都很好。后来有一些古罗马的东西我也读了一点，都是从英文学的，我都很喜欢。那个时代正是希腊帝国强势的时候，后来是罗马帝国强势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喜欢他们的文学。
初到伦敦，人生地疏，杨先益苦读了5个月后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他的成绩让当时面试的考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不够巩固，而且当时的牛津每年面对亚非地区只招收一名学生，所以，站在牛津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只能等到1936年秋季入学。为了犒劳自己，杨宪益选择了去地中海旅游。
在开罗，一位埃及导游告诉杨宪益一个预言：
“……他说他能看穿眼前的大海，说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我而憔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无限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将来还会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那个月光朦胧的沙漠之夜，那晚的经历使我永不忘怀。”（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解说：1936年秋季，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并在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他进行抗日宣传、自费编杂志，搞翻译，写剧本。1937年他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格莱迪丝，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
访谈：
杨宪益：戴乃迭是我上牛津时候认识的，她那个时候也刚上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有两种学位，一种是荣誉学士学位毕业；一种是普通的学位，普通的学位是三年毕业的学士，荣誉学士是要希腊文、拉丁文各学一年是四年，我是念的四年的荣誉学位。刚念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一个英国年轻人也是学生是跟我同一个学院，我们经常出去玩，周围有一个湖在那划船，他就带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戴乃迭。
解说：戴乃迭的英文名字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在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慢慢接触中，两颗年轻人的心也慢慢的靠在了一起。
访谈：
杨宪益：她小的时候大概在中国待到7、8岁，那个时候有人说她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兵，那些大兵要跟她说话，她家觉得在中国不太保险，所以就送她回英国念书了，所以她7、8岁的时候就回到英国去念书了，她的中学是在英国念的。戴乃迭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她是生在天津，她对中国从小就很有兴趣。这个英文同学介绍我认识了戴乃迭以后，戴乃迭后来就跟我好了。
晓虹：您第一次见戴乃迭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印象吗？
杨宪益：没有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一块划船玩。
晓虹：后来怎么样使你们俩慢慢走进，并且产生了恋爱关系呢？
杨宪益：那个英国同学向我介绍了戴乃迭，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就是这样子。我认识她以后，她那个时候中文还不行，我就开始教她中文，什么东西都翻译过，包括唐代的一些传记故事，我开始介绍给她，我帮她翻译。《唐代传奇》还有《宋代传奇》，我们开始翻那些东西，《楚辞》不是我们合作的，《楚辞》是原来我自己翻译的。
解说：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得知女儿在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心中非常忧虑，她明确反对他俩来往，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后来，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烨在英国自杀身亡，这一点对杨宪益打击非常大，并成为他一生的隐痛。
“格莱迪丝的母亲赛琳娜起先不愿意她在假期花太多时间和我一起，当得知我也去了巴黎时，她甚至要格莱迪丝中断在巴黎的假期，立刻回到伦敦。当她知道格莱迪丝决定跟我一块儿回到中国并跟我结婚时，曾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4年。”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78.79页雷音译）
访谈：
晓虹：当时你们俩是属于跨国婚姻，双方的家庭有阻力吗？
杨宪益：她父亲、母亲那个时候在天津，她母亲听说她的小女儿想跟一个中国人订婚很不赞成，说订了婚以后长不了，虽然现在好结婚以后不会有几年就离开的。如果不离开他们要生了孩子，孩子将来也长不大。她母亲反对，可是她父亲对中国们很有感情，觉得小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好了，英国人也不是不能嫁给一个中国人，所以她父亲不反对，她母亲有一点反对。
解说：阻力越大，爱情越坚固，似乎是一条规律。杨宪益在接受访谈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自己对戴乃迭的感觉：
“一个年轻的男人喜欢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概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貌吸引我，从男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性情，彼此谈得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跟中国女孩子谈话的内容比较幼稚。西方人看的东西多，谈话的内容比较合适。谈政治也好，谈文化也好，合拍的地方更多一点……另外，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然接触英国女人比中国女人要多的多，也就更习惯一点。（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
访谈：
晓虹：在当时的环境下像您这样异国的恋情多吗？
杨宪益：很少。
晓虹：你们当时还是很有勇气的。
杨宪益：那个时候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也有，可是我们同学里面没有。
晓虹：那您的同学也和您一样是接受这样比较进步的思想，可能当时世俗传统的力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杨宪益：对，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中国人也很少，我唯一的一个中国同学是从香港来的。
辗转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在牛津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感情进展很顺利。1940年，杨宪益接到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在信中，母亲告诉他，家中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无钱供他在英国读书。1940年的最后几个月，杨宪益是靠卖书度日的，甚至他回国的路费，也是向戴乃迭的母亲借的。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贫民”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90页）
访谈：
晓虹：后来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回到中国来呢？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
杨宪益：对，我当初为什么回到中国来呢，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
晓虹：当时美国方面好像也有给您下聘书。
杨宪益：美国那边无所谓，我在牛津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的哈佛大学听说我在牛津也邀请我去，我那个时候已经决定想念完牛津就回国，所以就谢绝了没有去。
杨宪益：我自己对中国的想法，第一我是中国人，第二我们跟日本开战那个时候要抗日，我从小一直是这么想的。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呆了6年，而且很少给国内的妈妈和妹妹们写信，但是我始终知道牛津毕业后我会回到中国。我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即使中日战争使一切都变了样儿。……）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88页）
而对戴乃迭来说，做出跟杨宪益回中国的决定是困难的，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始新的生活，投入一个新的世界，需要相当的勇气。她周围的人都对她的选择表示不理解。但是最终戴乃迭还是决定和杨宪益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访谈：
杨宪益：那个时候坐飞机比较少，所以是坐游轮，先走太平洋经过日本，然后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除了上海以外我没有到过北京、南京，从上海坐船就到了香港。那时候我的钱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处在窘境之中。但我们告诉旅店老板说我们走时再结账，所以我们每天吃、喝都在旅馆里，只签账单不付现款。当我们外出逛街时从不去商店买东西也不去饭馆、咖啡馆和电影院。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穷。在香港我们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亲戚可借钱给我们。我们想如果情况愈来愈坏，我们可以卖掉所有行李来付旅馆的帐。”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96页）
访谈：
杨宪益：在香港碰到了戴乃迭她妈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叫陈瀚笙在香港大学。陈瀚笙就帮助我，他就帮助我们买了飞机票，从香港到中国的飞机票。
几经辗转，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了重庆。
杨宪益：后来我们在重庆教了一年书、在贵阳教了一年书，又到成都教了一年书，然后又回到重庆，就是这样到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从重庆到了南京，后来被调到北京。
解说：刚回到重庆的杨宪益本计划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因为母亲的阻拦他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因为我要是去那儿（西南联大），我就搞希腊文拉丁文了。而且那个学校前身就是清华北大这么几个学校，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以后我就会到北京来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
杨宪益：我在贵阳教了一年大学。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胖子叫卢乾，他也是一位教授，喜欢诗词，我们很谈得来。卢乾有一个老朋友叫梁实秋，梁实秋在重庆跟编译馆有关系，编译馆请他办一个委员会，卢乾带我认识的梁实秋，梁实秋就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译馆。
解说导视：他们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夫妻翻译家，联手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等作品在他们的笔下为世界知晓。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和坎坷，人生路上，他们携手同行，一路走过50多年的风雨岁月。请继续收看大师之：翻译家杨宪益
解说：从1944到1946年之间，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长达294卷，从战国到五代，是跨度1362年，历经16个朝代的编年巨著，由于小时候的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困难。
杨宪益：《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
访谈：
杨宪益：梁实秋问我们做什么翻译，我说你决定吧，梁实秋就说你就找一部大书翻译吧，然后就选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书外国英文还没有翻译，你们就把《资治通鉴》翻译了吧，我说可以，每个月我就翻译一万字左右。
反正那个时候她的英文比我好，我中文比她好一点，在中文方面我帮助她比较多，英文方面是听她的多一点。
解说：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短短三年期间，他翻译了几十卷《资治通鉴》和一部《中国戏剧简史》，翻译了《老残游记》、翻译了陶渊明、温庭筠、李贺的诗……他还写了200多篇历史考据论文，这些论文受到了向达、卢冀野等朋友的赞赏和鼓励。
解说：1951年，经著名学者向达推荐，杨宪益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从此和“翻译”相伴。
访谈：
晓虹：《红楼梦》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决定对它进行翻译的呢？
杨宪益：《红楼梦》很晚。是后来外文出版社想把中国的重量的书都做一些翻译，他们想的是几部小说，一部《水浒传》，一部《三国》，一部《红楼梦》，还有《西游记》。那个时候外国人跟外文出版社有关系，有一个叫沙博理的人，沙博理是美国人，他中文并不好，可是他的爱人是中国人，可以帮他的忙，所以就让他翻译《水浒传》，但是《水浒传》他也没有翻出来，同时还有一个美国人要翻译《三国》，结果也没有翻出来，《西游记》没有找到人翻译，《红楼梦》就决定让我来翻译。
晓虹：最先好像是您和戴乃迭先一起翻译了前八十回，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文革期间，还以为手稿丢了。
杨宪益：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决定要翻一百二十回还是翻译前八十回，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翻完了前八十回，那个时候我们翻译的手稿他们没有好好保留，有一个管英文翻译的叫熊川如，他看我们有八十回《红楼梦》的初稿，他就把它留下来了，没有丢。
晓虹：如果丢的话工作就得重新开始。
杨宪益：丢的话也没有什么，那就重新再翻译。
晓虹：当时翻译前八十回用了多少时间？
杨宪益：两年。
晓虹：您的反应让我很好奇，因为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您刚才又说如果丢了的话就选择重新再翻译，显得特别的淡然，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
杨宪益：关于中国的古文，有的古文是比较困难的，像《楚辞》、《离骚》是比较困难一点，后来的《唐代传奇》虽然是小说，也比较困难。翻译白话的像《红楼梦》我以前翻过半白话的书，像《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我以前都翻过，这些都很简单拿过来就翻。《红楼梦》很简单，我说戴乃迭就拿打字机打出一个初稿，然后再把文字改一改。
晓虹：《红楼梦》里有很多人名，包括有词、有诗，翻译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
杨宪益：没有什么困难，我后来想人名字太多了，开头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后来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
晓虹：翻译《红楼梦》之前您自己好像对《红楼梦》都不是太感兴趣。
杨宪益：我小时候对《西游记》、《三国演义》兴趣更大一些，对于《红楼梦》一直没有看全。
晓虹：当时为什么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呢，是不是不太对脾气？
杨宪益：《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讨厌，我对《儒林外史》的兴趣比《红楼梦》大一些。
解说：戴乃迭从不过问政治，但“文革”开始后，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直到4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在他们坐牢期间，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烨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最终他自焚而亡。而回顾这一些经历，杨宪益表现出来的却很淡然。
杨宪益：我一直赞成共产主义
访谈：
杨宪益：无所谓，我们的家庭那个时候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不是劳动人民，原来就觉得有点半外国人的样子，我们说话也很随便，比较自由主义。本来对我们就有意见，但是客客气气觉得我们是半外国人半中国人。那个时候江青也说了，说中国有很多外国人都是特务，早就埋伏在我们这，那个时候有很多英美人都不可靠，所以就把我跟爱泼斯坦、跟克鲁克几个人都当做特务看待，就把我们抓进去了。
也没有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比如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坐牢，本来领导跟我们就不太一样，抓起来要审问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审问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交代的。
他们说我们家庭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我从小对于爱国方面的看法跟现在这些领导的看法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虽然是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工作，我一直赞成共产主义，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兴趣。甚至我自己还要求参加共产党，所以跟领导的看法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我也没有什么牢骚。
解说：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与此同时，杨宪益在百万庄外国专家的寓所也自发的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的家庭聚会，这个被称为“杨门沙龙”的家庭聚会让当时的很多文人墨客都以进入杨宅为荣，一时之间，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杨宪益：黄苗子是我的朋友
访谈：
晓虹：很多人愿意上您那玩去？
杨宪益：很多人都很熟，我跟作协的人、政协的人都很熟，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比如像“二流堂”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那个时候他们在别的地方。可是后来“二流堂”的人跟我也都认识了。
晓虹：在重庆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交往，反而到后来在一起了。
杨宪益：对，他们刚成立的时候跟郭沫若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后来跟他们打成一片。
晓虹：就您个人来说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或者什么样的人跟您在一起比较合得来呢？
杨宪益：不一样，比如说开头的时候黄永玉我们都很熟，后来跟黄苗子也很熟。像最近章诒和把黄苗子骂了一顿，说他们是特务。我始终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胡说八道，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新时期和友人在一起

解说： 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但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还是离开了人世。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晓虹：您和戴乃迭几乎是携手走过了一个甲子，你们俩是怎么维持这么长一段感情，有什么秘诀吗？
杨宪益：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后来跟她结婚，以后碰到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别的女朋友有的也很熟，但是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可谓历尽艰辛而至死不渝。冲破了世俗的阻碍，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经过了政治运动的考验，经过岁月的磨砺和生死离别的折磨，这对肤色不同、心灵合一的中国夫妻却依然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杨宪益先生一直陪伴着戴乃迭，陪她走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在杨宪益的家中，有一幅和戴乃迭唐装婚照。照片上面，郁风端庄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杨宪益和戴乃迭结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