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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词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来源:中华读书报 姚小平   发布时间:2015-12-23

 

世界之有汉外词典,当从400年前计起。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耶稣会士抵华,为方便新来教士学习汉语,遂着手编写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这部按音序排列的汉拉词典完稿于1598年,是迄今已知的第一本西洋汉外词典,只可惜一直未能出版,其手稿据信仍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以后又有汉意、汉葡、汉西、汉法等各类词典手稿或写本,大都出自传教士之手。17、18两个世纪,西士为学习汉语编纂的汉外词典、字词手册、注音字表之类多如牛毛,而有幸刊印成书的只占极少数。中国学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西儒耳目资》(1626年刊刻于杭州)。初看起来,这也是一本供西士学汉语用的字表,但它使用的拉丁拼读法却是首度公之于世的汉字注音系统,堪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嚆矢。除了在注音方面有功于中国语言文字,早期汉外词典还在中西物名的移译、概念的诠释、惯用法的描述,乃至对汉语结构特性的认识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汉英词典的编写开始得晚,因为英美人来华晚。但因为有前人的汉外词典可资参考,有更多的中国学人参与,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似乎更为顺利。第一本正式印行的汉英词典,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主编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年出版于澳门。这之后,到20世纪中叶,在华英美学者陆续编出多部汉英词典,举其收词众、体例严、影响大者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主编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主编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马修士(R。H。Mathews,1841-918)主编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这三部汉英词典都梓行于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上海。 

 

  早期汉外词典的对象基本上是外国人,汉英词典也部分沿承了这一传统。譬如翟理斯在《华英字典》扉页的题记中写道,“学汉语是一场苦役”,他希望这本词典能够帮助“驻华领事馆同事以及其他汉语学习者”减轻负担(当时他的主要身份是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但还兼任“大英帝国驻宁波领事”一职)。不过,最早的汉英词典也已显露出另一种考量,那就是为中国人学英文服务。从《五车韵府》封面上的一句话,可以窥知国人对此书的兴趣:“博雅好古之儒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一个甲子后,上海点石斋重印《五车韵府》(1879),序言称:“盖自中国创设各关口,与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不下数十年,而其间人材蔚起,研究西学者指不胜屈。但研究西学,如不展阅两文字典,则学问不得其精,文理亦不得其当。”由此可见,为国人掌握英文、研探西学铺设便捷之径,也是早期推广汉英词典的附带目的。现在我们编汉英词典,对象的主次已经换了位,首先是服务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和学习英语的读者”,其次也希望“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成为我们的用户(见本词典1995年版《前言》)。 

 

  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史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步的,进入20世纪同样如此。1978年,文革甫毕,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国人自纂的首部汉英词典,即本词典的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北外的这本《汉英词典》也恰好走过了三十年,这不是巧合,这是汉英词典出版史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呼应。虽说问世于1978年,《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在运动正盛的1971年就已起步。那是何等艰辛的年代,编纂者却凭仗学人的一份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克服社会环境、资料条件等种种限制,及时完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在国人的汉英词典编纂史上,这第一步极为重要,以后无论哪本汉英词典,无论续编、新编、另编,或多或少都受惠于1978年的第一本。当然,一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的问题。1978年版终究带有十年动荡的遗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迅猛推进,汉语词汇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于1995年推出了《汉英词典》修订版。同时,其他汉英词典也陆续面世,如吴光华《汉英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德范克《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吴景荣、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以及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研社,2005)。这些作品当中,有的以词类标注细腻而系统出众,有的以科技词目丰富取胜,有的因收词多、例证详而广受称许。如今的汉英词典界,真正是诸家争妍、各呈所长,也唯有如此,词典业才能兴旺,使学界和市场双双获益。 

 

  市面上的汉英词典已经不少,本词典也已出过两版,而今再添这一版,在尽量保持原有格局和特色的基础上(譬如大部分取自经典、诗词、近代白话小说的例证得到保留),大抵有三点总体的考虑:一是兼顾学术和实用;二是以语文词条为主,兼收百科词目;三是以当代汉语普通话为准,兼承书面传统,酌采方言词语。这三点实际上也是本词典初版所制定、修订版所沿循的编纂思路。 

 

  词典是给人用的,所以总要考虑方便实用。但词典又要梳理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归纳出一个明白的系统,因此须有一定的学理贯穿其中。就以词类的诠释来说,早在《五车韵府》中,编纂者便试图界定一些词的语法功能,比如把“个”字释为“一个前置于各种名词的小品词,表示个体性”(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denoting individuality。)。后来的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把“个”标作量词,只不过是以明确的词类标记取代了描述性的语法说明,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实质的理解与《五车韵府》并无出入。而马礼逊能形成这种定义,则是因为当时西方人对汉语语法已有一定的研究。他本人在编写词典前就出版过一部汉语语法书———《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1815)。语法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词类的认识,很自然地会在词典编纂中体现出来。国人自己的汉语语法研究,即现代意义的中国语法学,起点在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百年来,语法学家对词类划分的认识在汉语词典的编纂中逐渐得到反映,《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语文出版社S外研社,2004)、《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等先后较系统地提供了词类标识。汉英词典也不落后,吴光华《汉英大辞典》、德范克《汉英词典》、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等也都先后标注了词类。过去汉语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词无定类”。汉语的词究竟“有定类”,还是“无定类”?如果有类可循,其界限在哪里,判别的标准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语法学界仍将有一争,但在词典界,看来人们宁可信其有。毕竟,汉语的词类总不至于是一团糨糊,毫无统系和章法。词典编纂家多倾向于实用,把语法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求诸一个大致可行的词类框架。 

    标注词类的工作大家都在做,本词典只是顺从趋势而已。但在已有基础上,我们还想试着再进一步,把标注做到底,做到单个的字。在这方面,以往也有过一些尝试,包括本词典的上一版。从1995年修订版《前言》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编纂者当年也思考了单字涉及的词性问题:“对单字条目中的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作了有别于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的处理。”具体做法是:凡是本身没有意义、只做构词成分的单字,如“蝴蝶”的“蝴”(hú)、“仿佛”的“佛”(fú),在释义时用“see below”(见下)或“see”(另见)表示。本次修订中,则不再迂回说明,直接采用明确的标记:“蝴”、“佛”只是无义音节,并不是语素(=词素),故标作音;虽有意义而一般不独用、只作构词成分的单字,如鹒(gēng)、“杩”(mà),则标作素。有些字现在不独用,但在古时候却成词,例如“蝮蛇”的“蝮”(《说文解字》:“蝮,虫也”;《玉篇》:“蝮,毒蛇也,蝮蜇手则断。”),是一个单音节的词。遇到这一类字,我们仍视为独立的词,如“蝮”字标作名,只是加注了语体标记〈古〉。由于汉语历史久长,致使古今形成明显差异,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也相当大,经常需要把词类和语体结合起来考虑。在语体和修辞色彩的标注方面,本次修订也做了一些改进,区分了文言、书面语和口语。另外,考虑到不同语体之间的差别未必是绝对的,很多场合下只是程度问题,我们在有些词目的语体标记前加标了“多”、“常”等,例如把“然而”标作〈多书〉。表示语气转折的连词有好几个,“然而”是其中较正式的一个;口语里也不是听不到,但如果一个人平常说话总是“然而、然而”的,就显得书卷气。平常我们说“可是”或“但是”。至于“然则”,口语里基本上听不到,标作〈书〉就不会有疑义。 

 

  名、动、形、副等词类标注是针对汉语的词目设立的,而汉英两种语言的词类划分和布局毕竟不同,所以有时候,英文释义所用语词的词类与汉语词目的标记并不一致。一般说来,我们会尽量让原语和译语的词类一致起来,一则可以显出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二则语感上会舒服一些,三则还可以多提供一种表达。例如,“维和”译作“peace keeping”当然可以(例证有“ ̄部队peacekeeping force”等),但既然这是一个动词,就不妨把译义改作“keep(the)peace”(例见外研社《牛津英语搭配词典》,2006)。在标注词类时,我们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2005),必要时则会加以补充或另标。比如“退票”,《现代汉语词典》标作动词,本词典第一版(1978)也只有动词释义,不过修订版(1995)已经把这个词处理为动、名两用:①return a ticket;get a refund for a ticket②a returned(o runused)ticket:等 ̄look for a returned(orunused)ticket。本次修订不必改动原有释义,只须添加词类标记。对于“退票”、“退款”等动词和名词用法都很常见的兼类词,分别标注词类更为合理。 

 

  本词典是一部“中型语言工具书”(1995年修订版《前言》),此番新修也无意改变这一定位。这意味着,我们要控制篇幅,避免规模过大。以单字条目“塾”为例,由于“家塾”、“私塾”都另行单独成条,就不再重复引举这类词作例证,而用参照标志示以这些常见的搭配。一方面要俭省篇幅,另一方面也要确保释义完整、例证充足。对于单字条目,配备例证时尽量求其本字用法。仍以“塾”为例,一般词典上所举的例词不外乎“家 ̄”、“私 ̄”。然而,何妨采用“六岁入 ̄enter a private school at six”作例证,把“家 ̄”、“私 ̄”列为参照条目。有的词典希望让人用着方便,不必花时间另页翻查,于是在“塾”字底下完整地给出“家 ̄、私 ̄”等例证。这样做自有好处,相关词语立时可见,但也有弊端:假若所有的词都既独立成条,又充当例证,一本词典中复见的内容势必增加,部头自然就大了。部头一大,端在手上沉重许多,却也是不便。另外,印张多了,消费者得多掏钱,是又一弊。“有利必有弊”,老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编法,从某个方面看可能很好,换个角度看却是不足,恐怕难以面面俱到。所以,纂者不必互相贬抑,识家也不必攻其一点。 

 

  既然是语文词典,生活中常见的普通词汇就应多收,争取不遗漏。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异常活跃,网络语汇尤其丰富多产,创意无穷。对于俚俗的新词新义,是收还是不收,酌收哪一些,人们的看法会有分歧。或认为,词典收词须求稳定,要等一个词稳固下来,成为词汇的一员了,才收列作词目。这种意见当然不无道理,不过有时候,并不容易判断一个新词是否已经得到稳固,其稳态又能维持多久。笔者的看法是,只要是亿万百姓口中常说、笔下键下常见的新词新义,哪怕可能只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匆匆过客,几年后兴许会退出使用,也都可以收取。词典有诸多功能,其中之一便是实录一个时代独具的字词及用法。词典不但是为今世服务的,词典也是为后人编纂的:要让后世在回顾21世纪之初的历史时,能够在我们的词典中找到这个时代特有的词语。 

 

  未来一二十年的汉英词典界,会呈现怎样一种态势呢?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交融,华夏文化逐步走出国门,汉英词典也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本词典已收录不少关于中国文化的词目,接下来或许可以在已有基础上提炼和扩充,编纂一部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典。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基于典籍和考古的传统文化,还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汉文化,而是融聚多民族元素的华夏文化;也不是限于大陆一方的文化,而是涵盖港澳台等地的大中华文化。另外,海外汉语学习者的群体日见庞大,考虑到这方面的需求,还可以致力编纂专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汉英词典。供外国人学习中国语文使用,这本是西士当年着手编写汉英词典的初衷,今天我们也不应忽视汉英词典的这一用途。一部外向型的汉英词典,可能需要偏重当代生活语汇,对用法差异作充分的辨析,提供更多的搭配和例证,突出说明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等等。再有,汉英词典可以进一步专门化、系列化,分别满足科技、商务、政法、体育、旅游休闲等各行各业读者与用户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已具相当规模的外研社双语平行语料库应能一展身手。 

 

  近年来,电子媒质的介入使得词典编纂的工作平台大为改观。前人只能用纸和笔,手工制作卡片、誊写词条,今人则在计算机上直接操作,纸笔已成辅助工具。更有外国出版社,开发出专供编修词典使用的软件,依靠自家的语料库,撰条、润色、增删、定稿都在网上进行。这些不外是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学、应该学,学起来也不至太难。真正难的是,纸质词典如何应对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的挑战。电子词典与纸质词典的区别还只在于质材和形制:把纸本做成电子版,查找起来快捷了,携带起来也轻便了,而实质内容、编纂方式都未改变。网络词典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把电子词典设在网上,看起来虽然界面宏阔,实则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纸本在视屏上的延伸,只不过俾便了关联条目的互参,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和丰富的站点链接;另一种则不同,采取在线自由参与、共同编创的方式(如WIKI),一改千百年来始终由一小批词典家圈定条目、给出释义的做法。后一种类型的网络词典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把语词从专家手中解放出来还给民众。须知语词本来就存活于亿万民众的口中和笔头,如今还词典于民,是让语词回归自然,回到它们所由产出的源泉。在网上,词典编纂的空间开放了,界面自由了,编者与读者的界限模糊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也不再重要。如果说有网络词典学这一行,从业者的任务已不是亲自编纂词典,而是如何协调和管理词典。面对网络词典的这种创新,纸质词典也应该思变。但怎样变?眼下似乎还没有答案,有待学界业界一同去探索,通过实践逐步实现变革。 

 

  本词典第三版编修过程中,北外同仁出力最勤,外间学者也贡献良多。言难抒意,甘苦自知,谨借新版面世之机,向所有合作与支持者道一声:谢谢!而词典发行之日,也是编者心生惶恐之时,愿听各方指教,冀望日后再修。 

 

  (转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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