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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颐:一位纪念碑式的翻译家

来源:西海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6-01-12

他出身名门,生性率真;他译著等身,淡泊超然;他醉心书斋,孜孜以求于人生的快乐。他就是我省著名翻译家陈登颐。
这是一间凌乱的居室。简陋的家具上落满了灰尘。家具上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的插销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组合柜外,显然主人已经许久没有坐下来欣赏节目了。居室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排过时的组合式沙发,沙发带扶手的一侧已不知去向。散发着霉味的书籍堆在每一个房间的角落,以至于让来客找不到落脚之处。这里就是陈登颐的居所。
镇江:珍藏童年记忆的地方
1928年,陈登颐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个诗书世家。他的祖父陈善余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陈善余曾出任江南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江南图书馆由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陈登颐的父亲陈南屏不仅饱读诗书,而且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通晓英、日两门外语。良好的家学氛围,令陈登颐终生难忘,虽然已年逾八旬,提起幼时父亲手把手地教自己学习英语和日语的情景,陈登颐依旧津津乐道。陈登颐说,在教育孩子学习英语时,父亲有一套特殊的技巧在他嘴里,枯燥的英语和日语的语法总能焕发出神奇的魅力,这让他受用一生。
1933年,陈登颐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变故,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镇江沦陷了。陈登颐和家人被迫流亡上海。
上海:走上翻译之路
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栋漂亮洋房是陈登颐一家流亡上海后的住所。流亡的生活对于陈登颐一家来说并不好过,经济的窘迫使得陈南屏不得不告别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几所大学寻找教职以维持生计。陈登颐也开始了在上海的求学之路。不久,陈登颐进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我国新闻界前辈、著名新闻教育家顾执中于1928年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就毕业于这个学校。
陈登颐入学后,有幸成为了顾执中的弟弟顾用中的学生,在这位精通俄语的良师益友的引导下,陈登颐开始学习俄语。也就是在这时,陈登颐的文学才华第一次得到了显露。有一天,顾用中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陈登颐写的那篇作文因为立意高远、文字优美,被顾用中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时过境迁,虽然陈登颐早已忘却了那篇作文的内容,可是提起这段往事,他依旧很开心。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陈登颐还自学了不少音乐知识,并开始学习钢琴。
生活的压力一日紧似一日,为了补贴家用,几年后,陈登颐放弃学业,到上海市中兴保险公司当了一名办事员,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中兴保险公司就倒闭了,陈登颐被迫赋闲在家开始自学英语、德语、保加利亚语等多门外语。为了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里,陈登颐先后尝试翻译了苏联音乐家伊纽兴的著作《基本乐理》,阿伦斯基的音乐著作《和声学大纲》《曲式学大纲》并从此走上了翻译生涯。
音乐出版社:与丰子恺相识
1956年,陈登颐结束了自由职业的生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和他同在一间办公室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画家丰子恺的二女儿丰一吟。陈登颐因此得以和丰子恺相识。
记忆中的丰子恺面容清癯,举止文雅,对待晚辈和蔼可亲,是一位令人敬仰和尊重的长者。结识陈登颐后,丰子恺向他讲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给陈登颐写了一封信,丰子恺的关爱令陈登颐受益匪浅。陈登颐说,正是因为受到丰子恺的影响,他才收敛心性,静下心来,专心于翻译事业。丰子恺的那封信更是被陈登颐珍藏了许久。
青海:翻译事业迎来巅峰
1958年,陈登颐支边来到了青海,在海西的大柴旦镇中学当了一名老师。
大柴旦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这里虽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可是生存条件恶劣,读书、翻译成为了那段时间陈登颐抗拒寂寞、挑战艰难的法宝。陈登颐说,那段日子,他非但不觉得生活枯燥,而且还时常为自己能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而暗自庆幸。
在大柴旦中学执教的三十多年里,陈登颐相继翻译了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著的《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论文选)》、意大利著作《威尔第书信选》《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世界小说100篇》、英国文学名著《月亮宝石》、美国作家艾勒里·奎恩的文学著作《希腊棺材之谜》、以及《公正的判决》等数十部文艺作品、音乐理论著作、电影。其中《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更是将陈登颐的翻译事业推上了巅峰。
《世界小说100篇》是美国大学的教学用书,其中收录了包括霍桑、海明威、莱辛在内的82位文学巨匠们的不朽名著,自1970年出版以来,畅销竟达三十年,至今已经重印了十版,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大约在1981年前后,陈登颐回沪探亲期间,他在上海国际书店买到了这部英文原版书后,立刻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了,回到大柴旦镇中学后,陈登颐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的翻译工作。
与以往的译著不同的是,《世界小说100篇》内容丰富,作家们文风差异巨大,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那时陈登颐所能借助的翻译工具仅仅是一本破旧的英汉字典,翻译工作虽然十分艰难,但是凭着自己良好的学识和超乎常人想象的坚韧,陈登颐的翻译工作迈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982年10月,《世界小说100篇》的上卷终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时间读者好评如潮。紧接着,陈登颐便开始了对《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翻译工作。
现执教于青海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黄少政亲眼目睹了陈登颐翻译《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那份艰辛。1982年夏天,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的黄少政和陈登颐一起被抽调到有关部门批改当年高考考生的英语试卷,批改试卷的任务十分繁重,可是每天晚上,陈登颐都要加班翻译出版社催要的《世界小说100篇》中卷。
那时天气炎热,房间里又没有什么制冷设备,陈登颐穿着一条大裤衩,一工作就是半夜。就在《世界小说100篇》上卷出版三个月后,《世界小说100篇》中卷也翻译完成了。1986年,洋洋160万字的《世界小说100篇》三卷本终于全部和读者见面了。
陈登颐:优秀的翻译家
《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许多学人认为是当年青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陈登颐的译笔流畅传神,典雅优美,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堪称翻译作品的典范之作。
黄少政多年来关注陈登颐的译著工作。他说,陈登颐一生独立不羁、崇尚西哲“梭罗”式的心灵自由,虽然饱经罹难,始终不改六朝名士的超然姿态,以一个中学生的学历,潜心读书、译书数十载,修成矫健如椽的译笔,在中国西部蛮荒的达格达坂山(大柴旦的一座山)下,耸立起了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谨、谦逊、执著和沉静无言的丰碑。陈登颐的晚年是寂寞的,但他的洒脱依旧,读书翻译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作者: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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