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了首个中文全译本。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之一，这本仅万余字的小册子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译者陈望道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了中共90年的历史长卷中。 日前，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在上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其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前后后以及对后代的言传身教。 “我父亲的话很少。母亲曾对我说，父亲的性格像个‘热水瓶’，外面摸上去是冷的，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不苟言笑，好像老夫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无比炙热。”陈振新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寓所中对记者说。 “低调”是父亲留给陈振新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对于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还是有关参与党内工作的种种细节，陈望道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几乎是守口如瓶。 陈振新说，我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来龙去脉的掌握，主要来自于自己成为陈望道研究会成员后，所参与的各种文献研究和史料挖掘。 对陈望道的一生而言，1920年是一个重要坐标。这一年，29岁的他收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告诉他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对方还提供了该宣言的一个日文版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在随后的日子里，陈望道把自己“关进”了义乌老家的柴房，废寝忘食翻译全文。 与喧嚣的上海滩相比，义乌山村显得冷清，但正是这种氛围，令陈望道下笔如有神助。在如今已踪影难觅的那间柴房中，还留下了他一边翻译一边吃粽子、误把墨汁当红糖蘸进嘴里的一段佳话。 陈振新说，研究发现，翻译重任落于父亲陈望道身上，有几个原因：首先这位译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深入了解，二是对德文、英文、日文这三门外语至少有一门精通，第三则是要对汉语言文学有一定修养。 20世纪初叶，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青年先后旅日求学，陈望道正是其中之一，留学期间他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且他的日语和汉语功底都很深厚。据此，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 “今天看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诞生，与当年一批中国留日青年迅速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联。”陈振新说，当父亲把译稿送到上海后，李汉俊、陈独秀等相继进行了校译，他们也都是曾经旅日的知识分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的《共产党宣言》珍贵译本上，我们依然能辨识出，最初陈望道将马克思的名字翻译为“马格斯”。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夏季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印刷，从此开启了这部“红色经典”在中国土地上的广泛传播。 陈振新说，目前所发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印于1920年8月，当时印数共1000册。由于疏漏，印刷排版时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目前这一版本存世极少。到这一年9月加印1000册时，标题就更正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于酝酿建党的需要，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印数激增。1920年秋，平民书社、上海出版社等也相继开印，到1926年5月仅平民书社就已发行至第17版。陈振新说，此时宣言的封面与之前已大不相同。由于斗争形势趋于紧张，最初几版封面上的马克思头像被移至内页，并改为采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半身像，译者陈望道也使用了笔名“陈佛突”。 “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堪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传播最广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对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称之为‘思想上的准备’。”陈振新说。 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1920年下半年，就在陈望道携宣言中译本从义乌山村到上海落脚的同时，22岁的刘少奇、16岁的任弼时等相继来到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学习。这里是培养青年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基地，陈望道成了他们的老师之一。 直至1936年，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告诉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斯诺，“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陈振新说，一些后来的证据显示，父亲翻译的这个版本，还随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流向海外，成为中国革命后继者的精神给养。 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 在陈振新的记忆里，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对后代的教育则一直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平时父亲话不多，但在关键时刻以勉励为主，可谓“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出生于1938年的陈振新，儿童时代都在义乌山村度过，直至1949年才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到1977年父亲去世，我和他相处了28年。”陈振新说。 初到上海时，陈振新就读于国权路的腾飞小学(复旦小学前身)。他回忆，当时自己还是一口义乌土话，且听不懂上海话，再加上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差距较大，一到上海读书很吃力，成绩也不理想。 “有一次，父亲看了我的成绩报告单，话也没说，就拿了支笔在成绩手册的家长意见栏里写‘新从乡间来，语言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父亲让我把这个意见带给老师。” 陈振新回忆：“我当时胆子很小，还以为父亲会骂我。后来事实证明父亲的这几句话很有道理，这种鼓励式教育对我后来的学业有很大的促进。” 直至陈振新成年，准备报考大学时，陈望道也没有包办，而是放手让孩子自主决定。 “一般的父母，可能会以各种方式介入、干涉甚至主宰，但是我的父亲完全不是这样，我那时考大学，要填什么专业、考什么学校，父亲对我说，‘问问你的老师，他对你情况比较了解，我没关系的’。” 上世纪60年代，陈振新大学毕业到复旦任教。陈望道立刻找陈振新谈话，大概的意思是“要好好工作，一般复旦教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都不可为之”。作为校长之子，陈振新时刻牢记着这条父训。 1977年，用手中之笔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陈望道与世长辞。后来，复旦大学成立陈望道研究会，陈振新加入其中，以研究父亲的方式，来缅怀父亲。 在结束此次采访时，陈振新感慨：“越研究下去，越觉得父亲很了不起。父亲的一生，一直是低调为人，现在才体会到低调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父亲做事不惧艰难险阻，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心中始终未变。” (文 许晓青、夏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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