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这一特点决定了除去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的“信、达、雅”标准之外，外宣翻译更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凡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理所当然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需求的，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翻译人员来说，最应该注意的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最好的外宣翻译不是按中文逐字逐句地机械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有时要删减，有时要增加背景内容，有时要将原话直译，有时必须使用间接引语——怎么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技巧呢？ 笔者多年从事外宣出版物的中译英翻译，根据我的体会，有两条原则必须坚持： 一、 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 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明显不同。许多中文里约定俗成的词句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后，不但难以达到忠实地传达中文原意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有时非但不能回答外国人对中国某一方面的疑问，反而引出新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学者注重谦虚和含蓄，在写好一本书后，即使是倾毕生之力写成的学术著作，也往往在前言里说：“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谬误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果照译过去，那些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刻了解的一般外国读者，很可能会问：“既然你知道有错误，为什么自己不纠正以后再发表？”因为在英美等国出版的图书中，人们习惯于说“这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最为权威的著作。”而实际上，很可能这是一本很普通的大路货图书。 如果机械地翻译涉及我国政治体制的内容，很可能引起国外受众的误解。比如: 有的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此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由于西方长期的反共宣传，那里的很多人错误地把共产党等同于不讲民主的专政党，这时，他们会很自然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这两个字当作反义词来解读。因此，当他们读到：“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party in power. Besides, there are also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即：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此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时，他们产生的一个误解是，“中国实施的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时中国存在着八个追求民主的反对党。”我们当然清楚，在中文“民主党派”一词中有它的特定历史含义，同时也没有任何翻译希望让自己的译文产生上面的误解，但是直译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严重。其实，如果动动脑筋，把这句话中的 “democratic parties”译为“other political parties” （其它政党），就会淡化外国人头脑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对立的错误印象。又比如，由于英美人无论多么强调党派政治，无论多么支持和尊崇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习惯说“紧紧地团结在以布什（或布莱尔）为核心的共和党（或工党）中央周围”，如果我们把中文里涉及我国政治生活的这类词句不分场合、不看对象统统直译成英文，国外受众往往不能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团结决心和气氛，而会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误解为“如果不是中共内部有重大分歧，为什么要强调团结在谁谁的周围呢？” 如果不增加一些时间概念或背景知识，我们在中文中常用的一些词汇，也会让国外受众难以理解。比如：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历史不了解，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又只有两百多年，我们常说的“新中国”译成“New China”后，他们理解为“邓的中国”。又如，我们所说的“新时期”简单译成“New Era”后，他们竟然认为是指“新的千年”。这种结果显然不是翻译工作者的本意。 虽然美国人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停止过打仗，但是他们看了我们一些从中文直译过来的文章后却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好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习惯使用军事化的语言。如：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被称为“奥运军团”，篮球比赛是“篮球场上燃起战火”，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不同领域里进行着“一场攻坚战”，一个工程的收尾阶段常常是“一场决战”。诚然，中文里这样的词句很能鼓舞“士气”和“斗志”，但是翻译成外文就应该注意多用一些平实的词句，少一些“火药味”，因为翻译的任务是沟通，而决不是误导。 做好外宣翻译，除去厚实的语言功底外，特别需要翻译工作者对外国文化和风俗有着深刻的了解。1999年国庆节之前，我们几个单位的外宣翻译曾研讨过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届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检阅部队时，要向部队官兵问候，官兵也要还礼，那么：“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和“首长好！”怎么译？三句话总共才13个字，应该很好翻译吧！其实不然。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西方国家首长检阅部队时，只敬礼，不讲话，官兵也不喊口号。换句话说，英文中根本不存在相对应的词汇。我们于是决定，不应该用直接引语的方式翻译这三句话，而宜用间接引语的方式说“军委主席向部队官兵问候，官兵向他们的首长致礼。” 遗憾的是，当天还是有国内报道单位机械地把三句话译成：“Hello，comrades！”“Comrades，you have worked hard!” 和“Hello, leader!” 事后，有英国朋友指出，你们这种翻译法，无异于说“伙计们，干得不错”和“头儿，您受累了!” 请看，因为不懂外国文化，导致翻译不当，也不严肃。这肯定不是翻译者的初衷。 二、 熟知外国语言习俗，防止落入文字陷阱 有许多词句在外国文化里，已经被赋予了特定的一些含义，若使用不当，就会产生误会。这就要求翻译人员特别留心语言的发展变化。 比如，在奥维尔写的《一九八四》一书中，大洋国那个无处不在、战无不胜、永远正确、心狠手辣的统治者的名字叫“老大哥”（“Big Brother”）。在长期的冷战时期，西方宣传机器常常用这个名字形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使不少西方人凡遇到“老大哥”这个词，就会联想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因为它已经成为特定年代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但在中文里，尤其是在我们党内，这是一个充满同志感情和敬意的称呼。比如在一次中央领导会见外国记者并向他们介绍其他领导同志时，说某某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让人听了亲切自然。现场翻译直接翻成英文后，一些外国记者却发出了笑声。显然，他们联想到了《一九八四》中的“Big Brother”。应该说，当天现场担任口译的年轻同志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按照中文原话翻译这个词，态度也是严谨的，本无可指摘。但西方记者由于自身的语言背景，产生了歧想。从效果来看，这的确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我们不能指望翻译工作者在那种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成为外国文化和语言习俗的百科全书，但也不能指望外国记者能体会到中文里“老大哥”的亲切。也许，如果能把这里的“老大哥”翻译成“年长我们几岁”，外国记者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可笑的。 近来，我国一直在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我们是全面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主要涉及国际政治关系和我国的经济利益，但是多少也与翻译有关。多年以来，我们按照中文的原话，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翻译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西方人熟悉他们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既然不讲自己实行的是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而是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是一种特殊的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一些西方人士如是说，既然中国自己说他们实行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市场经济，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西方承认中国实行的是全面的市场经济呢？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人的这种理论与中国的翻译工作者无关。试想一下，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有哪个翻译不翻出“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呢？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不是翻译的问题。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我国是作为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性问题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过去前苏联式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言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但其核心是“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特殊历史时期提出的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的奥妙，普通外国人是难以从本质上理解的。面对一些西方人强调，既然是“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市场经济，因此不能给中国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这种现实情况，外宣翻译工作者是否应该从大局着眼，采取变通办法，更注重翻译核心内容，从而译成“China’s market economy”（中国的市场经济）或就是“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呢？ 从以上可以看出，外宣翻译工作有其特有的规律，对翻译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更高的要求。而外宣翻译工作者每一张口，或每下一笔，都要以沟通为目的，需要具备厚重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知识功底，而不能仅仅为了完成翻译而翻译，真可谓难度大，要求高。大概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国的外宣翻译队伍人不多、势不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的开放程度日益扩大，信息化社会发展迅速，这都呼唤着更多的、高水平的外宣翻译的出现。 （作者：黄友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