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我就翻译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何为翻译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特别强调指出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进而指出了“翻译的符号转换性”、“翻译的创造性”和“翻译的历史性”。应该说，对翻译这五个方面特征的认识，构成了我对翻译加以定义的基础：“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对翻译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自己对翻译的基本理解，也就是我的基本翻译观。以此为基础，我对翻译之“用”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探讨，认为翻译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这里只谈谈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
在我看来，翻译的作用首先在于它的社会价值。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翻译活动历史之悠久，领域之广泛，形式之丰富，无疑为翻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说过一段不乏诗意而又极为深刻的话：“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见 廖七一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波拉德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圣经》翻译而论的，但从中我们不难领会到，翻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质之果实。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从中国翻译历史看，远的不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翻译。邹振环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可为我们的这一论点提供具体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到翻译是如何又是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对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邹振环以译本的社会影响为标准，选择了一百种译作。他认为，这些译作“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参见前言第Ⅴ页）邹振环的这段论述与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首先在于其交际性，翻译开启心灵，打开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心路历程”的原动力之一。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而言，邹振环认为这一百部译作虽然“谈不上有主宰中国民族命运的天体之力”，但这种影响是“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效应和作用，“当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见《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前言第Ⅵ页。）从邹振环按对社会的影响为标准所入选的一百种译本来看，种类极为丰富：有自然科学技术类的，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代数学》、《远西奇器图说》、《泰西水法》等；有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如《天演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学》、《性心理学》、《民约论》、《法意》等；有地理学类的，如《坤舆万国全图》、《四洲志》、《地学浅释》等；还有文学类的，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可以看到，这些译本几乎涉及人类所有重大的知识领域和精神领域，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上述每一个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为翻译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难以辨驳的例证，《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一例。
翻译对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追求可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到：“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求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见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的这两点评价，应该说翻译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就王彬彬所说的鲁迅的两个独特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两个方面是互为一体的。一是翻译对于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译对于改造语言最终达到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作用，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对于这两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
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且不谈在整体上翻译对于近代社会的变革所起的先锋作用，就拿我们熟悉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小小的剧本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一部书的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起着何等巨大的影响。茅盾认为易卜生和“新文化运动”“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萧乾认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对我们的影响之大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起自黄帝时代的社会习俗受到了挑战，个人开始维护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权力，中国，这个在亘古未变的山谷中沉睡着的巨人突然从一个使人苦闷的梦魇中惊醒了。”确实，如邹振环所说：“娜拉在‘娜拉热’中也演变成一种符号，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将来社会之先导’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这个符号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剧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全面的影响力为翻译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诠释。（参见《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257-263页）总之，套用季羡林的一句话：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大矣哉”。
（作者：南京大学 许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