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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替文学翻译比“斤两”

来源:中国译协网   发布时间:2015-12-23

近来译坛挺热闹,缘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新译本的出现,不仅引发了对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名著新老译本的不同褒贬,还引伸出后人应如何评价前辈译者的一场争论。
《百年孤独》最早有上海译文社黄锦炎、沈国正、陈泉合译的译本,随后有十月文艺社高长荣译本(英文转译),云南人民社吴健恒译本。今年新经典文化公司获得马尔克斯正式授权,以南海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了范晔的新译本。不知道是出版方的刻意造势,还是评论界真的对翻译评论重视起来了,这个新译本一上市,立即受到多家报刊的追逐,出版方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圆桌会”,纷纷为新译本叫好。有的专家更以“很经典”、“很忠实”、“异化得很好”这样少见的褒词加以肯定,译者范晔也在微博中,高调为自己译本公开征集“翻译硬伤”。但不多久,对这新译本就有泼冷水的,先是一寒和韩浩月分别撰文,说该译本有删节,是个“洁本”,“还不如买盗版的”,接着林一安发表长文《精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列举具体事例,指出新译本多处与老译本雷同,存在掠人之美,而且行文老旧,使用天马行空、形销骨立、一丘之貉、天赋异禀这类汉语成语太多,有的一页中这类成语竞多过十处,说它“是文有余,而白不足”。此书另一位老译者吴健恒也发表《从拙译<.百年孤独>说开去》,他在介绍自己翻译经过中,并不认同对新译本的溢美。
对这个新译本的争议,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译界前辈的争论。有人嘲讽钟爱老译本的人是“无知偏见”,认为“那个年代译者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更有署名“南桥”的,直言“译林没有老字号”,另一署名“乔纳森”的,还挑出王道乾、董乐山、傅惟慈等名家几处他认为的误译,称之为“阿喀琉斯之踵”(死穴之意)。对此也招来反驳。有署名杨青的公开质问:“年轻译者炮轰前辈为哪般?”他认为,一些年轻译者自恃外文好,翻译紧扣原文,岂不知这仅是“传文”,作为文学翻译,更贵在“传神”,对于后者,译界前辈的功底,无疑要比年轻译者强很多。上述几位名家被挑出的一两处误译,如董乐山把“打晕”译成了“撞倒”,只是表达欠准确,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怎么扣得上“阿喀琉斯之踵”这顶帽子!西语专家林一安甚至借用梁山好汉的豪言,风趣地力挺严谨的老译本:“洒家这条命,只卖与识货的。”此事到此还没了,“新经典公司”对于《百年孤独》新译本存在删节这种说法,不仅发表了“严正声明”驳斥,还声言要对其起诉。
如上所述,围绕一个译本的评论,竟引发出这么热闹的争论,这可是多年来所罕见。不管其动机是为营销造势,还是关心翻译质量,能让翻译问题吸引来这么多难得的舆论关注,这总是值得欢迎的。也许是出于多年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职业激情”,对这场争论,我禁不住也想凑热闹谈点看法。
文学翻译并不等同文字翻译
翻译至今没有公认、定型的评判标准,现在好像不少人都偏重文字的转换,强调译文要对应、等值、准确,这当然没有错。但我认为,这些只是针对像法律文书、外交文件、商业合同、规章制度、技术规程等这一类文字翻译的要求,它并不等同评判文学翻译的标准。文学翻译,应该有比文字翻译更广泛的尺度。文学作品,是作家认识客观世界、又企图表达主观意愿综合思维的反映。引进外国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学外文,而是为了了解外国作家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信息,体会他观察人生及社会所表现的艺术手法。据此要求,除考察文字转换外,还需要审视与文字相连的语境、伏笔和前后呼应,读出作家在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跨文化时代注重沟通与对话,文学翻译显然也更看重后者,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译出作家的真实意思和艺术特色。
实践中许多翻译名家也多是持这样的观点。朱光潜认为,文学翻译不能只追求“术”,更应追求“境界”。君健强调:“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有个性。”余光中也指出:“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由此可见,不赞成文学翻译死抠字句对应的大有人在。须知有时套用词典的义项,未必就是最贴切的文学翻译。重要的要看,原作的意思、语气和风格,是否完整地得到了体现。不妨比较一下:一种是译文虽有少量瑕疵,但通顺易懂,能较好地反映和体现作家的思想和风格;另一种是文字转换看似对应,但译文生硬堆砌,意思模糊歧义,行文毫无特色。我想文学翻译的读者,还是会更推崇前者。
基于尊重的超越才最珍贵
学术界有一阵好像涌现出一股贬低名家的暗流,郭沫若、钱钟书、乃至鲁迅都曾受到不同的批评。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界也有表现,傅雷、朱生豪、傅东华、王科一、杨绛等人的译本,都被人指责过,有的还把杨绛译的《堂吉诃德》,当作翻译的“反面教材”。对这种现象,有人说,给名家挑错能凸显自己高明,有些人想借批名家来抬高自己。这种人可能有,但我认为不会是全部,对名家提出批评的人,更多的还是对名家的认识存在某些片面性。名家有错当然可以批,超越名家也应该鼓励,但切忌不自觉地陷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冲动中。对待前辈,必须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在尊重历史成果基础上,去芜取精去超越。文学翻译允许对原作有不同的诠释,因此更新译本,超越旧译,这本是很正常和值得鼓励的事。但这种超越,不是只看哪一两句译得更准确,而是要看整个译本的把握上,是否更真实、更完整地传达出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各种信息。
我强调必须对前辈译者表现尊重,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首个译本的译者,其开拓之贡献,功不可没。万事开头难。首次接触原文,没有任何参照物,全凭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实现两种文字的转换,应该说难能可贵。宥于历史条件(如工具书不全),初译本存在某些误译,在所难免,要客观对待,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林语堂曾讲过,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翻译。任凭哪位名家,都不敢说自己的翻译没有任何瑕疵。
其二,译界名家不仅熟懂外文,而且大多身兼作家,学问渊博。文采超群,能译能写,这种功底往往令后人不得不佩服。你可以挑出董乐山、冯亦代的几处误译,但要达到他们写散文那种文采那可不容易。有人只看到杨绛译本的文字比别人的少了,可是他们对刘知己的文字“点烦学”又知道多少?你可以反对“点烦”文字,但也应该允许杨绛按自己的翻译理念进行翻译。有人说“译林没有老字号”,但我要说“译林有芳草”,“译林有奇葩”。译坛中杨必的《名利场》、杨武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黄源深的《简爱》等,都是许多人公认的佳译。名家“调动语言的资源不如现在多”,这话不假,但名家调动语言资源的能力,恐怕要强过多数年轻译者,这是很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
其三,许多名家身上可贵的译德,更应该大力弘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译界许多人功利思想日益膨胀,现今不顾译德的糗事屡屡发生,这与许多名家恪守译德的高尚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有人也许未必服气,那好。杨绛为了能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曾特意去自学西班牙文,历经22年,终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据西文译出的《堂吉诃德》,杨绛也因此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剧本》,为使人物对话读来琅琅上口,不仅把诗体译成散文体,还特意到剧院去听演员对白的音韵、节奏和语感,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他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傅雷译《幻灭》时,已届53岁,法文根底已经很好了,但他还是先把全书750余页中1100多个法文生词单列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并以此与儿子傅聪练习钢琴相勉励。如此等等。试问“炮轰”名家的诸位,你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如上述名家那样去做?名家身上这种崇尚职业道德的精神,那是一种珍贵财富,是激励后人的强大榜样力量。
严谨翻译何妨各行其道
现在评论文学翻译时,常说这句张三译得不对,那句李四译得更好,仿佛要充当裁判对不同译本比个高低。这种用心无可厚非,只是这样做并不科学,吃力不讨好。我认为,只要是严谨自主的翻译,应该允许译者有不同诠释,不同译本无需评高低,让它在市场中各行其道,由读者自行去选择。
文学翻译没法比高低。既然文学翻译没有通用统一标准,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与表述,那依据什么分出它的高低?我曾举过这样一例。《尤利西斯》中有一句“Wonder is he pimping after me?”金隄译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想拉我的皮条?”萧乾夫妇则译为:“不晓得他会不会在盯梢?”两种译法差别很大。我问过萧乾,他答这句语境是:布卢姆背着妻子,正从邮局领取情人的来信出来,突遇妻子的相好麦科伊走来,心虚的布卢姆内心产生了这句疑问。试想大白天在邮局门口,怎么会想到妻子的相好要给自己“拉皮条”?这于理于情都说不通。Pimp是有“拉皮条”的义项,但在澳洲又有“密探”之意,爱做文字游戏的乔伊斯,把它引伸过来暗喻“盯梢”是有可能的。可见金隄译法文字对应,但不合情理;萧乾译法合乎情理,但文字欠对应。对此,怎么来分对错与高低?  
文学翻译无需比高低。一切文艺创作,不同人有不同的审美取向,所谓“敲锣卖糖,各有所爱”。这种“所爱”的不同,只是审美趣味的差别,而非质量的优劣。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同译本也各有所爱,何必去硬分高低。例如,杨绛在《堂吉诃德》中,把西班牙成语“con los pelos en el pecho”译为“胸上长毛”,林一安认为这是误译,应译“男子汉气概”,但陈众议认为,这是杨绛的一个妙笔,为此我曾向杨绛求证。她告诉我,这个女子会掷铁棒,比村里壮男还要粗壮。桑丘说此话有挪揄之意,为突出人物形象,故舍“男子汉气概”而取“胸上长毛”。依我看,“男子汉气概”与“胸上长毛”,可以并存,何需比高低。 
翻译打假比评译本高低更重要。萧乾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给名家挑错,指出老译本缺陷,这都属正常好事,但若成心“炮轰名家”,似就欠妥了。人们当然鼓励与期盼年轻译者,实现文学翻译学术上的真正超越,不过就当前而言,翻译抄袭、剽窃、造假、侵权的现象,远比某一译本出现一些误译,其危害要严重得多。因为《百年孤独》的老译本与范晔译本,还包括《尤利西斯》的萧乾译本与金隄译本,《堂吉诃德》的杨绛译本与董燕生等人的译本,《沙士比亚戏剧》的朱生豪译本与方平译本,等等,虽有争议,但均算得上是严谨的佳译,都应予以尊重,在提倡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没有必要一定要对不同译本称出个我是半斤,你是七两,就让它们各行其道吧。希望批评界多把目光和精力指向翻译打假,以及不顾译德,粗制滥造的乱象。翻译家王干卿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多次被人抄袭、盗印,这几年他艰难维权,备感疲惫无助。那些热衷“炮轰”的诸位,是否也能关注一下译界那些被侵权的弱者?
(文/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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