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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不差钱,差的是内容与翻译

来源:中国译协网   发布时间:2015-12-23

       为了适应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近几年出版部门大大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除了加强外文出版局所承担的各项外宣工作以外,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会议”。并实施了“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等不同层次、不同方式推动走出去的工程。2011年我国版权贸易的逆差,从7.2比1,缩小为2.9比1。“十一五”的五年间,我国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版权输出,总量增长275%,仅去年一届就输出版权2400多项,创了历史新高。这些表明,出版走出去已收到了明显效果。
     但从世界图书市场所占的份额来看,我国出版外贸的总额,还抵不上欧美大出版传媒集团一家的销售收入。漫步外国的书店和超市书架,能看到中国图书的实在难得。即便是主销中文图书的书店,占大头的也是港台版的中文繁体书。在世界性或地区性有影响的图书评奖中,更是少见有中国图书入选。在世界图书市场上这种多少有点受冷遇的状况,不仅有损一个年出版图书33万种出版大国的形象,更与中国身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身份极不相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     了,为什么中国图书在世界图书市场上长期举步维艰?
      这当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关。关注图书,是与关注国家的程度相连的。改革开放之前,受国际冷战影响,加以我国国力不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限。在外国,不关心不了解中国的人很多,以至对中国的图书,往往不大感兴趣。加上在极左思潮笼罩下,有很长时间我们出版的外文书,都强调对外宣传,又大多闭门造车,以至有不少是:选题单调,内容说教,文字呆板,翻译走样。更有一点,那时我们不善于走市场道路,运出去的外文书,多交给与我友好的进步书店经销,为了宣传目的,有时还不惜半卖半送。哪知道,你越是送,人家越认为你搞宣传,越不想看,更无意去买。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旧金山一家华裔老板开的书店仓库中,就看见一大堆积存的国内出版的外文书,有的没拆包就被打入冷宫。老板还特意解释说,这些都是代销的宣传书,不卖出不会收钱。
    改革开放后,上述状况有所变化。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硬软实力的提高,希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对中国图书的兴致,也因对中国关注的增强而相应提高,只是这项因素的改善,尚不足以扭转中国图书走出去步伐艰难的现状。所以,从占有世界图书市场的话语权来看,或是从展现中国软实力的需要来看,现实中的出版走出去,依然任务艰巨,实现目标的道路还很远。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国家相关部门,近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出版走出去的措施。2011午12月,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六项要求,即:不断创新走出去的思路,打造一批有影响的外销品牌产品,加快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构建立体化国际传播渠道,联合重组外向型骨干企业,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支持走出去,国家财政还设立了奖励外向出版者和翻译者等不同对象的专项资金。从近年评审走出去书目的奖励资金,大多没有用完这个事实,充分表明,我国现在的走出去,差的不是钱,差的是内容与翻译。
 

     先说外向图书内容不对路。为适应外国读者阅读的兴趣,我国对外出版部门,一直在努力拓展外向书的内容。八十年代由杨宪益等人策划的外文版“熊猫丛书”,首次实现了以商业形式走出去。近些年,我国输出图书的品种及内容,显然丰富多了。但是,相比国外读者的兴趣及需求来讲,迄今外向书选题及内容不对路这一点,仍然是制约着走出去的重要弱项。对此,我想提出自己的几点感受来讨论。
      笫一,切勿为某些走出去的热闹宣传而沾沾自喜。因为国家重视走出去,于是现在媒体宣传走出去的劲头也很热。常见某个国际书展,我们对外成交增长了多少;又有某国书展,我们作为主宾国如何受重视;这里请进来、那里走出去,又与外国书商签了多少合作协议,等等。这些报道自然令人鼓舞,但其中有些恐怕宣传效应大过商业实绩,还有些只是意向协议,事后因多种原因并未成交落实。所以切不可被走出去既不差钱、又喜报连篇这种热闹的表象而沾沾自喜。仅举一项,我国至今尚无在世界上具有权威威望的科学刊物,现今国内99%的重大科研成果论文,都需要拿到外国公认的权威刊物发表才会受到重视,可见我国的文化话语权仍然薄弱。走出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务必要理性看待,清醒给力。
     第二,必须按外向要求来设计外向书。现在我们大多是从出版社已出版和在制的图书中,选出一些输出版权,或者自主翻译成外文再向外推销。这些书原本的对象是国内读者,其选题及内容,往往不合外国读者的口胃。即使选题不错,往往因篇幅、结构和写法不适应外国人的阅读习惯,以至不被人看好。譬如有些弘扬主旋律的书,内销当然很好,但是否适合外销,则需另作考量。有些现成书确系民族文化精典,但或部头太大,或深奥繁冗,若原样输出,外国读者不易理解接受。近年有些走出去的奖励资金没有用完,就是因为只在现有内销书中“矮子里选将军”,实在选不出适合外销的。由此可见,必须拓展外销书书源渠道。可否考虑,组织专家包括外国人士,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一批针对外国读者阅读需求的选题。也可利用国际书展的机会,向外国出版人、书商、媒体和读者,征集对中国感兴趣的选题,然后采取类似“定货生产”或“来样生产”方式,组织有目的、有对象地“推出去”。
      第三,全面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从理论上看,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事都不能把它绝对化了。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任何一种学术或文艺成果,都要以受众接受的程度来衡量,再好的东西,倘若得不到受众充分的接受和欣赏,那其价值也就难以体现了。基于此,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好东西,并非一成不变地端出去就完事,如能沿用或吸收世界喜闻乐见的形式予以传播,实现民族的与世界的两者和谐的统一,这样效果肯定会更好。
     近几年,不少外国人对反映中国现实变革的文艺作品有兴趣。可惜,现在走出去的小说中,这类题材不仅少,而且写法很板,提不起外国读者兴趣。我想到上海籍的旅美外国文学研究家裘小龙,这几年他连续用英文出版了《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石库门马丽歌》等十几部侦探小说,其内容都是写上海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和事、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这些书不仅在美欧畅销,其中《红英之死》还荣获笫23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并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选为社会学教材。用这种形式,把上海改革开放的面貌介绍出去,这不是挺好吗!我无意鼓励人们都去写侦探小说,只是借这一案例说明,走出去,既要挖掘有特色对路的内容,也要重视选择有助于读者接受的传播模式,譬如现在就必须重视数字出版这个领域。
    笫四,外向书也要重真实。也许长期受“家丑不可外扬”及“内外有别”这类观念的影响,在外向书中,我们习惯于只讲成绩,着力“正面宣传”。 过去这样要求,似也无可厚非。但进入到今天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各国人民的联络距离,什么家丑、负面新闻,都很难长久彻底被掩盖。所以我以为,对内对外出版都应该重真实,这是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只有反映真实,才能博得人们的信任。现在不少外国人,只看到中国GDP占世界笫二,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中国奢侈品市场越来越大,却极少知道中国还有近亿人口尚未脱贫,山区农村还有为数不小的学生,还在破旧不堪的“教室”中上课。一些西方大国在大气碳排放指标上,要压我们执行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标准,却无视我国还有地方至今还没用上电。所有这些,当然是他们的偏见,但跟我们以往在外宣中,只讲成就,避讲问题,以至让人观察中国时产生片面这一点,是否也有点影响呢?这种看法可以探讨争鸣,但我还是相信,真实的,才是最有力量的。
 

再说外向图书翻译成瓶颈。我国现在年出版翻译新书近万种,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以不同方式从事翻译工作的多达数十万人,堪称翻译大国。只是能够胜任中译外的,几乎一成都不到。当前外向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合格对外翻译人才遍寻难觅,尤其是具有纠错定稿和处理疑难翻译能力的高端译者,更是凤毛鳞角。有些已被外国出版商看中的作品,如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小说《受活》,尽管签订了英、法、意文本输出版权的合同,但因找不到合适译者,至今难以交货。二是翻译质量难保证。现在外向书翻译有两种译者,有的是外国汉学家或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外国人,有的则是中国译者。这两者互有优势,也各有缺点。最常见的毛病就是,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深奥,外文虽通却理解不当;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生硬译法,词不达意。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尤其在文化习俗、民族典故及语言习惯上进行两种文字转换时,常常出错走样。三是翻译加工存在难度。外向书的要求,首先应该是让外国人能懂、好懂。为此,有些中文作品在译外时,需要在结构、逻辑、用词和加注上适当进行加工。
去年中华书局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翻译成英文对外发行,获得很好效果,就是因为译者在翻译中,对英文表达作了再加工,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接受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中译外这种再加工,其标准和尺度较难把握,要做好有难度,译界赞成与反对者皆有。我持基本赞成态度,可以有选择搞,但必须严谨,不可离谱,更不能滥。
要想解决对外翻译这项瓶颈的困境,涉及中国的国际影响,汉语在世界的魅力,外语高等教育及翻译体制的完善等多方面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绝非短期就能见效。从当前我国实情来看,似有必要认真考虑以下几点:
其一,要善于利用外国译者运用母语的翻译优势。译者用母语翻译外国作品,其语言表达的优势,当无庸置疑。综观世界各国翻译产品,将外文译成本国文字,都占据主要份额。我国也不例外,许多世界名著,都是由中国译者、而非作者本国译者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应当沿用和鼓励这种传统习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有兴趣学中文、译中文。我国现在已建立专项资金,用来奖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这样做很有必要,还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奖励力度,每年重奖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优秀中国作品。
其二,主动扩大对外翻译的国际合作。实践证明,由中外出版机构,从选题、版权、翻译、出版、到营销进行全过程合作,是走出去效率最高、收效最好的办法。如果做不到全过程合作,那至少要力争在翻译上寻求与外方合作。包括:我供版本,你承担翻译;我译初稿,你负责加工定稿;中外译者互译互校;等等。这样争取外方在翻译上介入,对保证外文翻译质量,必有好处。
其三,广泛组织和建设高端翻译人才队伍。建议:(1)通过教育、外事、科研、新华社、驻外机构等系统,开展具备中译外能力外语人才普查,建立高端翻译人才库。(2)重大对外翻译项目,试行向国内外译者公开招标,择优签订翻译合同。(3)鉴于有些留居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中文相当不错,但多从事媒体、娱乐等热门行业。要制订措施,吸引和鼓励他们投身文字翻译事业,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贡献。(4)对国外有条件的孔子学院,似可赋予了解及联络当地外国汉学家的任务,努力帮助和培养热情与能力兼备的汉学翻译家。
其四,营造催生高端翻译人才的生态环境。要较大提高翻译报酬,尽快提升翻译家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大力开展言之有物的翻译评论,健全翻译评价体系,重奖优秀翻译佳作。再次呼吁成立国家翻译院,设立国家翻译奖,建立职业翻译家资质考核及合法经营的制度。鉴于杨宪益与戴乃迭二人,中英文互补这种合译模式十分成功,有必要努力营造催生类似合译方式的客观环境,建立起促使我国走出去事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
 
(文/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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