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人们在兴奋之余，也在探寻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的原因。除肯定莫言作品中鲜明的本土化、富含魔幻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以及《红高粱》电影的传播效应等以外，都强调了充分贴切的翻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莫言正是得益于其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20部长篇小说中，有18部已有外文译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3部重要作品，都有了瑞典文译本。应该说，这些翻译成果，在帮助莫言走向诺贝尔文学奖殿堂中，功不可没。

    在跨文化时代，语言翻译在不同文化的沟通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籍评委马悦然早就指出，缺乏好的外文译本，是中国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视野的很大障碍。不仅中国作品在国际得奖，就是中国图书走向国际市场，对外翻译的严重滞后，都成为加速走出去的共同瓶颈。据统计，我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不同程度涉及翻译工作的有数十万人，但基本胜任中译外的一成都不到。不少签订了对外输出版权合同的图书，如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小说《受活》，皆因找不到合适译者，至今难以履约。

    尤其是光指望中国的译者把中国作品译成外文，其局限性很大，因为译者运用母语进行翻译，才最有优势。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中译外许多情节，涉及中国传统的习俗、典故、俗语、双关语等，单纯的文字转换，很难充分达意，需要译者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接受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译者的弱项。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就因为有外国译者，对原文的英文表达做了再加工，所以获得较好效果。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也都是由葛浩文、陈安娜等多位外国汉学家和外国译者承担翻译的。所以，要想走出去质优量多，无疑要首选运用母语翻译的外国译者。

    其实最理想的对外翻译，我认为，要提倡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文学翻译中常见的毛病是，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深奥，外文虽通却理解不当；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译法生硬，词不达意。“杨戴模式”正好实现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和杨志军的《藏獒》，也是由一中一西两位译者合作翻译获得成功的。对莫言获奖起了重要作用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是马悦然的学生，也是位汉学家，特别是她的丈夫万之，是位通外文的中国诗人。这一次陈安娜的翻译贡献，似乎又给翻译界的“杨戴模式”提高了可信度。

    人们当然不能要求“杨戴模式”都是夫妻俩。所谓“杨戴模式”，只是倡导两种不同母语的译者进行互补合作。综观世界各国翻译产品，将外文译成本国文字，都占据主要份额。我国也不例外，许多世界名著，都是由中国译者、而非作者本国译者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应当沿用和鼓励这种传统习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有兴趣学中文、译中文。我国现在已建立专项资金，用来奖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这样做很有必要，还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奖励力度，每年重奖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优秀中国作品。

    要扩大对外翻译的国际合作，主动寻求外国中介代理人。尽量争取由中外出版机构，从选题、版权、翻译、出版到境外营销，进行全过程合作，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效率最高、收效最好的办法。至少要力争在翻译上寻求与外方合作。其中包括：我供版本，你承担翻译；我译初稿，你负责加工定稿；中外译者互译互校等。这样争取外方在翻译上介入，对保证外文翻译质量，必有好处。

    除此之外，努力培养我国自己的高端翻译人才，更是刻不容缓。建议有关单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教育、外事、科研、新华社、驻外机构等系统，开展具备中译外能力外语人才普查，建立高端翻译人才库。二是重大对外翻译项目，试行向国内外译者公开招标，择优签订翻译合同。三是鉴于有些留居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中文相当不错，但多从事媒体、娱乐等热门行业，要制定措施，吸引和鼓励他们投身文字翻译事业，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贡献。四是对国外有条件的孔子学院，可赋予其了解及联络当地外国汉学家的任务，努力帮助和培养热情与能力兼备的汉学翻译家。

    莫言荣获诺奖，让人们既看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又认清了我国翻译滞后的现状。翻译必须加油！当前有必要营造催生高端翻译人才的生态环境。要较大提高翻译报酬，尽快提升翻译家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大力开展言之有物的翻译评论，健全翻译评价体系，重奖优秀翻译佳作。再次呼吁成立国家翻译院，设立国家翻译奖，制定职业翻译家资质考核及合法经营的制度。建立起促使我国走出去事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

（文/李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