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远马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杭州市翻译协会  杭州   310015） 
摘要：翻译活动是一项文化活动。翻译传递文化，丰富文化，创造文化并且应该拥有属于翻译自身的文化，即翻译文化。笔者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翻译教育和培训、翻译产业化和普及化三个方面论述了翻译文化构建的必要性，从译界的努力、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认识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构建翻译文化的一些思考。笔者认为翻译文化的建设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最神圣和最荣耀的义务之一。只有在这一光环的照耀之下，译者的形象才会释放出所有的光芒。译者的文化身份也注定了译者对翻译文化建设的使命。但是，翻译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译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翻译文化应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单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而是国际的、全球的文化。
关键词：翻译，翻译文化构建，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培训，产业化与普及化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cultural activity, conveying culture, enriching culture, creating culture and should have the culture of its own, that is, translation culture.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ranslation cultur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l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ransl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nd proposes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translation culture in terms of the efforts of translation circles,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and the awareness of societ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culture is one of the holiest duties of greatest honor to the translator as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only with whose influence will the translator's image be fully revealed.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is bound to bring him t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culture.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culture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translator alone, but requires the effort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translatio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culture, which should not be a culture of a single country or nation, but should be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Key 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1.  翻译与翻译文化
 翻译一直伴随着人类的交流活动。翻译是人类文化和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翻译研究异军突起，已成为语言学界的一朵奇葩。大规模的翻译实践也从历史上的宗教翻译、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发展到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学、宗教等各种领域的翻译并存的局面。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全球化时代。
翻译活动是一项文化活动。翻译不只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它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递。翻译既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种必要工具，也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翻译活动自身需要构建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应该叫“翻译文化”。
国内翻译界关于翻译文化的论述尚属鲜见。笔者在写《译者的权利和义务》的论文中受到启发，不揣浅陋，在此就翻译文化及其构建谈几点看法。
何谓翻译文化？
国内译界学者郭建中教授在其《韦努蒂访谈录》中曾提到这位美国翻译理论家关于翻译文化建设的一段话：“我想，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建设翻译文化的问题。这是发展、支持和鼓励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一种文化，是教会读者欣赏翻译作品的方法，……”^[1] 韦努蒂所指的翻译文化，其实更加强调如何教育读者，他希望能够通过翻译文化的建设来教育读者如何阅读翻译作品，让读者明白译文不是原文的复制，译文和原文是有区别的。
西班牙学者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教授在谈及“翻译文化”这一术语的时候引用了普鲁奇和哥廷根小组的定义。前者提出的定义是：可变的一套规范、惯例与预期，构成了翻译领域所有互动者行为的背景。后者提出的定义是：描述目标系统中制约翻译的文化规范，就像美食文化模式用来描述某个社会饮食的方式。该概念用来表示一个社会怎样对待翻译，以及对翻译有什么用的预期；翻译的功能似乎取决于民族文化或民族体制。皮姆觉得翻译文化不应该只存在于民族文化之中，翻译文化应该更具备交互文化性质。他更加偏向于把它与“翻译领域的互动者”联系起来，从而不让人感觉“有那样强的民族主义预设”^[2]。
笔者认为，翻译文化是指在各种翻译活动中形成的所有翻译互动者所应该遵循的规范和所创造的价值，以及这种规范和价值对社会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2. 翻译文化构建的必要性
当前，翻译研究的百花齐放和翻译实践的欣欣向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照搬国外理论的多于创新，为研究而研究的浮躁者多于真心热爱翻译静心钻研的实干者，翻译行业鱼龙混杂，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译者的权利无法保障等等，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有高校考评体制不完善所助推的后果，有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从事者缺乏有效沟通的平台等。如果说我们在翻译领域需要一个更高的共同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应该是建设翻译文化。我们需要在翻译文化这个框架下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空间。
2.1  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常常是译界谈论的对象。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翻译活动始于实践。实践的繁荣必将推动理论的发展。理论有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利于翻译质量的提升，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功能，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然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尚未完全消除。
法国翻译理论家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坚持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两者之间互为映照。理论的作用是改变实践，实践的作用是挖掘理论。^[3] 法国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分析过无实践的理论者和无理论的实践者之间的对立。但是，玄奥难懂的理论者和经验主义的实践者都认为翻译经验是无法理论化的（théorisable）。贝尔曼坚持认为：如果对翻译实践没有任何改变，那么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必要。^[4]  郭建中教授认为：“翻译理论最终要解决的是译者的翻译观问题。……有些大翻译家做了大量优秀的翻译，但没有表达过，或没有正式和系统地表达过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对翻译没有看法或他们没有自己的翻译观。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体现在他们的译作中”。
在《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一书前言中，朱纯深博士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令人叹服。他最后这样呼吁：
“因此，让理论研究者自由地观察思考吧，不存指导者的优越感或权利欲，也不受指导实践、提高实践的使命感束缚，以崇敬之心观察实践。如果实践激发或提点了更深的理论思考，甚至颠覆了既有的理论模式，那就让我们衷心地感谢实践吧。让从事实践者自由地挥洒吧，不必有‘无理论’的自卑感，也不必有用实践来束缚（或曰‘检验’）理论的权利欲，以尊敬的心来欣赏理论。如果对理论的认识使具体的实践有了更高远的追求，如果与理论的切磋激发出更有新意的实践行为时，那就让我们衷心感谢理论吧。”^[5]
我们无法否认存在超验的纯理论。它们看起来似乎脱离了目前的实践，但其实是在经验和之前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天才想象。我们也无法否认存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当然，这与实践能够产生和丰富理论并不矛盾。我们也无法否认理论知识能够拓宽视野，能够将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人生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我们同时需要理论和实践。一个理论繁荣而实践贫乏的时代是可怕的，反之亦然。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和谐融洽的，两者共同构成了翻译文化的基础。翻译文化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两者都将推动翻译文化的发展。反之，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需要构建一种以开放的、多元的意识作为主流意识的翻译文化。
2.2  翻译教育和培训的需要
社会对翻译的需求日益增加，译者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优秀的译者极为匮乏。翻译教育和翻译培训的发展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在我国，翻译本科专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批准设置，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的学科身份提升，都适应了时代对于翻译的需求。翻译教学已经开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传统的教学翻译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如果说文学翻译在过去曾经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那么现在则是科技和应用翻译的天下。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说：“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应用翻译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应用翻译是人类目前翻译工作和翻译任务的主体，是翻译工作者的主战场。”^[6]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说：“从目前全国翻译图书市场的情况来看，文学翻译所占比例只占出版翻译图书的8%左右，其余均是非文学翻译。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市场、接近市场，关注市场的需要，那么我们的教育也许会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我们培养的人才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我们的翻译教育也就有可能因为脱离现实、远离市场而遭到市场的淘汰。”^[7]
翻译培训是翻译教育的必要补充。法国教授达尼尔·葛岱克（Daniel Gouadec)认为，译者的培训应该根据两大方式进行，一方面是方法和理论培训，另一方面是实践培训。两者应在教学中相辅相成。^[8] 许多行业的职业翻译是需要培训的，比如司法翻译，机械翻译，建筑工程翻译,金融翻译等等。
但是，翻译教育和翻译培训在教和学上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师资方面，如何让优秀的译员加入翻译教育和培训的师资队伍？如何激发教师的教学兴趣？翻译研究只是为了职称吗？翻译研究只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吗？如果译著对教翻译的老师来说不算成果，如果大量批改翻译作业不算增加工作量，也必然会产生现实的某些问题。比如在学生方面，他们在上翻译课的时候或许都想过：我为什么要做翻译？毕业后我真的需要做翻译吗？我靠翻译能够养活自己吗？翻译这个职业的发展空间又在哪里？翻译教育和培训应该不只是解决理论知识、翻译技巧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许钧教授提到的市场关注问题等等，否则，在效果上恐怕还存在很多疑问。同样，如何在翻译教学中融入翻译伦理和译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如何让译者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需要跟翻译市场、翻译产业相结合。
因此，我们有必要构建一种翻译文化，哪怕这种文化是抽象的、乌托邦式的。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都汇聚在这种文化的光芒之下，让我们为之前进。翻译是需要奉献的，但是奉献往往是需要有一种价值观来支撑的。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任务不仅仅是翻译，同时也包含为翻译文化做贡献。翻译文化建设应该形成包括译者在内的所有翻译互动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翻译文化应该成为译者的个人发展空间，译者不可能离开这一空间而生存，并且译者只能在这一空间里实现其价值。
2.3   翻译产业化和普及化的需要
翻译作为服务和产品正在走上产业化的道路。翻译企业的数量在增加、规模在扩大。翻译产值逐年增加。产业化反过来将促进翻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更新，为翻译产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同时，翻译产业化将派生出翻译管理、翻译营销和翻译技术等职位。从长远来看，翻译教育和翻译培训需要翻译产业化来提供支撑和指明方向。而翻译产业化为翻译职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是职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翻译产业化需要翻译伦理的介入。加强对翻译产业的研究是当前译界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翻译产业研究将推动翻译伦理的研究和应用。为保证翻译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也需要建设一种积极向上的翻译文化。
中国分别于2003年、2005年和2006年发布了三部翻译服务规范和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的国家标准。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尹承东先生主编的《翻译产业经营论集》。2010年，“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10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在南京市举行。2011年10月，最新一届的中国翻译服务产业论坛暨第8届全国翻译经营管理工作研讨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全国首届MTI教育与翻译产业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如何让理论和实践，教育和培训在产业这个环节中产生积极的效应，这也应该是翻译文化构建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虽然说产业化必将推动翻译的普及，但是翻译普及化并非那么容易。它需要翻译产业从事者具备基本的翻译知识和强烈的普及意识。不可否认，在翻译业务接触过程中，我们还是会发现许多单位及相关人员对翻译的认识依然古老。他们甚至宁愿花上万元吃一顿饭，也不愿意为翻译质量多花几百块钱。这种观念跟翻译普及有很大的关系。这不能怪他们，还只能够怪我们自己。比如译界前辈们苦心耕耘的翻译研究领域和译界淘金者们积极探索的翻译产业领域的发展迅速，即便是高校的许多外语教师也未必跟得上形势的发展，我们又怎能怪他们呢？
自1992年以来，国际翻译家联盟每年都会在9月30日圣杰罗姆生日这一天举行世界翻译日主题活动。2008年8月，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先后主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些活动都宣传和普及了翻译。
2011年6月24日，“西湖申遗”成功；12月，在西湖博物馆曾举行了关于“西湖申遗”过程的讲座。讲座几乎没有提到近150万字中文的申遗相关文本的翻译工作和译者！美国犹太作家辛格曾说：“在文学领域，翻译工作者是贱民，为评论家所不齿。他们难得听到一句好话。如果作品好，作者获得全部的荣誉。如果作品差，译者则备受责备。这是极不公正的。”辛格还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轻视译者等于轻视女性；而世上没有妇女是不行的。”^[9]
辛格提到的是文学领域，那么在非文学领域又是如何呢？占据绝对数量的非文学领域的这些译者，难道只是为了几个银子而做翻译吗？至少文学领域的翻译还有署名权，非文学领域的译者或许甚至连署名权都不存在呢。
翻译普及化任重而道远。翻译普及化和翻译产业化一样，是翻译文化的构成内容之一，翻译普及本身也是翻译文化的普及。事实上，翻译文化建设是一场需要所有译者和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投入的革命。
3.  如何构建翻译文化
前文主要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翻译教育和培训、翻译产业化和普及化几个方面谈了翻译文化构建的必要性，其实，翻译文化构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无意义。下面，笔者就如何推动翻译文化的构建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3. 1   译界的努力
翻译互动者的核心层是理论者、实践者、翻译产业的管理者。他们可能是三者都兼顾，也可能侧重的方向不同。这三者最有可能集中在高校、翻译团体或者翻译企业这些平台上，比如开设了MTI和BTI专业的高校、某个翻译协会、某家翻译公司。从基本层面来说，这些翻译互动者需要做好各自领域的工作，为译界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那就是为翻译文化作贡献。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他们需要培养某种翻译精神，除了具体的物质追求之外，还需要具备精神上的追求，需要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胸怀来推动翻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切实有效地完善理论者和实践者交流的平台，鼓励和推动实践者的经验交流，普及翻译理论知识。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大量非文学翻译实践者，或者说大量译员，他们还缺乏交流的平台，我们各个翻译团体的会员中，恐怕还是以高校教师为主，但是在非文学翻译的各个领域，我们有一批优秀的默默无闻的译者有待挖掘，尤其是年轻译者需要鼓励。我们不仅要表彰资深翻译家，还要表彰年轻的翻译工作者。中国翻译协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需要各省市地区的翻译协会积极配合并开展活动。尽管有些省市的翻译协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翻译行业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团体还是为数极少。有些地方的翻译团体只是一块牌子而已，或者只是几个职位而已。如何让各地的翻译团体都活动起来，如何建立起翻译团体内部合理的游戏规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因为这些翻译团体在目前来说还是理论者和实践者最为便捷的交流平台。我们除了纯学术刊物外，还需要出现更多的像中国译协会员通讯、广州译协《广州翻译》、上海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译友》等翻译团体的刊物。
翻译教学是翻译理论得以推广、翻译实践得以锻炼的重要领域。MTI专业和BTI专业可以用翻译文字或者项目来替代毕业论文，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举措。只是作为翻译产业和职业化背景下的翻译教学，需要翻译师资不仅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具备较高的基本功，不仅在翻译理论、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上具有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也需要对译者的权利和义务、翻译管理、翻译营销、翻译产业现状和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个译者如果能够从一个具体翻译业务的整体操作流程中来明确自己的任务和职责，这对提升翻译质量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翻译教学必须紧跟时代的变化。谢天振教授在2012年年初撰文指出，翻译职业化时代下的译者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文化精英”式的译者，他们“极大多数只是一名翻译从业者”。^[10] 令人高兴的是，2011年12月，刘和平、文韫主译的法国达尼尔·葛岱克教授的《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在中国出版，中国新时代语境下的翻译教学或许迫切需要此类好书。笔者始终认为，MTI专业和BTI专业的翻译教学中，我们同样需要以翻译文化这个大空间来引导和培养学生的翻译精神。这种翻译精神，笔者又将它分割为翻译思维或者翻译意识、服务意识、批评精神和意志力。翻译不仅需要耐得住寂寞，还需要体力。
总之，译界的努力是翻译文化构建的前提条件。
3.2  政府的支持
翻译文化的构建除了译界各个方面的努力之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翻译专业学位的设置和翻译学科的提升，除了译界前辈们的积极呼吁和推动，政府最终的支持是关键。笔者在2009年11月参加中国译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提出过，如果“翻译”两个字能够进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五年规划，那么，这将是另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至少，笔者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十二五”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中还没有看到这两个字。我还不知道译界同仁们有没有关注过“两会”提案中又有几个关于翻译的提案。我只知道关于公示语翻译的问题，在浙江省的“两会”提案中就曾经不只一次出现，可惜都没有结果。
翻译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这在译界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翻译产业也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许钧教授说，“时至今日，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入与输出，在我们看来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11] 这个问题要得到各级政府的全面认同尚需时日。“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翻译问题。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开设，“中华大文库”系列的出版，国内企业日益增加的跨境投资，其中的翻译是否都尽如人意，还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并提出其中的问题。对政府来说，这些课题的意义或许更加重要。
笔者知道，在浙江省的各级社科优秀成果中，译著（理论性除外）一般都不列入评审对象。这跟翻译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有关之外，也折射出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存在偏见，翻译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认同。翻译师资的培养和发展，尚需高校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给予合理的支持和一定的空间。
翻译企业需要积极参加和配合政府的各个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深圳大运会、广州亚运会、杭州休博会等重大国际性活动中，翻译已经展现出风采。译界需要借助各种项目和机会，推动政府各级部门对翻译的认识，这是翻译普及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意义之一。笔者认为，“和谐”也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之一，这与政府倡导的“和谐”是呼应的，翻译文化的构建也与政府当前的“文化战略”、“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等口号是呼应的。政府的支持是翻译文化构建的必要条件。
英国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在《翻译与冲突》中认为，翻译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翻译还在创造政治，不论笔译场合还是口译场合，翻译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2]
3.3  社会的认识
一般来说，“社会”既包含与翻译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所有翻译互动者，比如原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委托人、赞助人、翻译产业从事者，也包括与翻译活动无直接关联的个体或者群体，但是他们会间接地受益于翻译，也有可能会成为与翻译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翻译互动者。翻译文化的构建首先需要前者的不懈努力，然后也需要后者的认识和理解。促进整个社会对翻译的认识，是翻译文化构建的充分条件。
韦努蒂所提倡的“教育读者”，对翻译文化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强调译者的“显形”，凸显了译者的权利，同时也普及了对翻译的认识。在国内，许钧教授于2011年8月在上海书展作“从昆德拉到勒克莱齐奥”的主题演讲时就曾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翻译小说这么多，同一本小说往往有多个版本，当你去书店买书时，你对译者和版本在意吗？又是如何鉴别译本好坏的？”^[13] 的确，如果对普通读者作一个调查，问他们阅读过的《小王子》中文版是谁翻译的，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会记住译者的名字。笔者非常欣赏这些译界前辈们在学术研讨会之外的各种场合推动对翻译的认识这种做法，他们在《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发表通俗易懂的关于翻译的文章，笔者始终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文字甚至与他们的学术论文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很简单，普通民众和政府部门与很多译者一样，对纯学术期刊是非常陌生的，而且往往有一种排斥的心理。笔者甚至天真地期望，国内哪天能够出现一份像《读者文摘》那样受众极广的雅俗共赏的《翻译文摘》。
高校扩招之后，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悉全国有千所高校都开设了英语专业，而且现在的势头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翻译质量却是处处可见低劣现象呢？这不只是语言水平的问题，更是翻译意识、社会认知、翻译管理的问题。翻译产业的初级阶段也是其中一大原因。翻译质量投诉如何处理？翻译企业都在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在执行吗？译者的翻译稿酬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不说，甚至被拖欠被吞没也不是鲜见的现象。所以，黄友义先生甚至呼吁翻译立法。^[14]
 翻译普及也需要翻译口号。笔者在杭州市翻译协会早就打出了“促进翻译文化建设”的口号。为了让别人立刻区分外语与翻译的不同，笔者曾经尝试性地将“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用“翻译是语言+文化+技术”这个口号来进行解释。当然，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一个或者几个口号不可能涵盖翻译的诸多属性，但是笔者认为，口号在翻译普及和翻译文化的构建中是必要的，如何提出一些有效的翻译口号，这有待于译界同仁的探讨。
没有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认识，译界的努力方向就有可能会出现迷茫，理论者和实践者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将成为自娱自乐，翻译产业也将难以健康稳步地发展。促进社会对翻译的认识是翻译文化构建的内容和途径之一；反之，翻译文化的构建也必将提高社会对翻译的认识。
4. 结语
翻译创造和丰富了文化。梅肖尼克甚至认为翻译“是一场文化革命的关键”（Henri Meschonnic，2007：37）。由翻译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不仅仅展示了原作的文化，也扩大了目标语言读者的视野，并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文化。文化翻译仅仅是翻译文化的其中一个元素。翻译传递文化，丰富文化，创造文化并且应该拥有属于翻译自身的文化。
翻译文化的建设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最神圣和最荣耀的义务之一。只有在这一光环的照耀之下，译者的形象才会释放出所有的光芒。译者的文化身份也注定了译者对翻译文化建设的使命。但是，翻译文化的建设不能只靠译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翻译文化应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单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而是国际的全球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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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应远马，硕士，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杭州市翻译协会创始人、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产业与管理。
电子邮件：pyym@mail.hz.zj.cn

注：本文为2012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文化视域下的杭州市翻译产业调查研究》（课题编号：D12YY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发表在2012年《译苑新谭》第四辑上，获四川省翻译协会“天府翻译学术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