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婧   女  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李景端   男  资深翻译出版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51级校友，因院系调整，195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系毕业。1979年创办《译林》翻译杂志，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组织出版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等巨著，被萧乾誉为“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因主动充当代理人，替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赢了一场维权官司，被季羡林赞为“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及“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职业精神的出版人”。他先后在报刊发表有关翻译出版的文章二百多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翻译编辑谈翻译》等书。 
2012年11月，清华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为加深学生对翻译实践的认知，鼓励同学走访曾从事过翻译工作的清华学长，要求自找采访对象，自设采访题目，学生们对这项活动颇感兴趣。大三女生李婧，根据老师的介绍，并从清华校友会获得的信息，决定采访资深翻译出版人李景端。
她先通过电话，向身处南京的李先生申述来意，并用电邮发去采访提纲，后相约李先生12月初出席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双方在北京面谈。下面就是她与这位清华老学长对话中的几个主要话题。
李  婧：清华校友资料中显示，您于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据1951级校友联系人张其锟老先生说，您的转校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结果。请问，在清华一年多的求学经历，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是怎样理解清华精神的？
李景端：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奇特，我上过4所大学。1950年我先是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系。因对工科没兴趣，上数学课又觉吃力，1951年重新考入清华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又转到中央财经学院外贸系。1953年再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这四所大学的经历对我都会有影响，而清华的影响显然更深刻。
因为在清华那一年，除上课之外，还经历了许多政活及社会活动。那时，文科高年级同学都已去广西参加土改，我们这些新生入学没多久，就参加了教师思想改造，向组织“忠诚老实”，支援抗美援朝，“三反”看管“老虎”，“五反”抽去查账，选拔留苏学生，参与亚非和平会议服务等一连串活动。我因为担任班上“总干事”（即如今的班长），参与的事还更多，连暑假还要去石景山发电厂体验工人生活。
一年中这么多的实践机会，不仅丰富了我的涉世阅历，还增强了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培养出乐于投身集体活动的激情。记得有桩趣事。1951年秋，上级为预防敌人搞“细菌战”，号召广泛消灭蚊蝇。这虽是“小事”，同学们却很认真。下午一下课，有的烟熏，有的网捕，我则用洒遍肥皂沫的脸盆，在灌木丛中左右捞捕。尽管收效都不大，但表现了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热心态度。直到后来，我主动替人打官司，写文章谴责翻译造假，不断为重视翻译出版叫喊等等，以至被称作“爱管闲事的人”，我想，这也许正是当年清华留给我的一种影响吧。
至于清华精神，可能会有多种理解，而我感受至深的，就是完美主义。在清华，办什么事都要高标准，都要做得最好，这好像是清华人自发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自信，绝非盲目虚荣，而是缘自历代清华人延续传承的好传统，更是发自维系着每一位清华人追求集体荣誉的进取心。清华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严谨，众所周知，无须赘言。其实在其他领域，乃至每一项活动，许多清华人，都会以全心投入、力争一流这种目标来要求自己。比如清华开展的体育、文娱、宣传、公益等活动，都因为要追求完美，很长时间都是高校中的佼佼者。有件小事我就有深切的体会。
院系调整中，获知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经济系要合并，我倡议四校的经一同学，一起到颐和园搞次联欢。因为我与清华的系主任陈岱孙有“三同”之谊：即同是福州人，同是英华中学校友，同是清华人，所以先把这个设想找他商量。他肯定这是好主意，但对我说，去颐和园玩随时都能去，这次是清华发起，最好利用这个机会，多搞些交流话动，加强互相了解，增进今后团结。既然是你们主办，就要办得周到，显示清华倡议的诚意。经这么一说，我仿佛开了窍，决定不去颐和园，改为看过燕园后相聚清华园，参观清华体育馆、图书馆和物理实验室，邀请传闻可能出任合并后中央财经学院院长的陈岱孙系主任与同学们会见，还搞了一些游戏娱乐节目。事后大家对这样联欢都很满意。这次活动的成功，虽只缘自陈岱孙的几句话，但却是凡事追求完美这种清华精神的体现。
我对清华精神的认识，除了源于清华一年的见闻和经历，还受到诸多前辈清华人言行事迹的感染。1951年冬开展教师思想改造时，有些重点人物要在大会上作检讨，即杨绛书中所写的“洗澡”。每看到有这种大会的海报，我都会去听，这并非我思想有多积极，而是被那些教授的“检讨”所吸引，好多内容丰富又新鲜，都是我从未听到的，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像费孝通、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等人的检讨，涉及他们对待教育、科学、救亡、时政及人际关系的许多处世原则和态度。他们虽在检讨，我却从中体察到，这些前辈清华人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这一切，都成为无形的清华精神默默地感染了我，并使我毕生受益。
李  婧：您并非外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却在七十年代离开了外贸部、商业部等令人羡慕的机关工作，去创办《译林》外国文学翻译杂志。是什么促使您做了这样的决定？
李景端：我倒是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主跳槽，双向选择工作。像我那辈人，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大学毕业时我先是留校当助教，后来在北京随机构变动，在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都工作过，还下放到蚌埠化工厂化验室一年，文革中又到苏北农村插队五年。前半生工农商学文全干过，唯独与翻译无缘。
直到1975年我才进入出版界，先是组织编写中外语文词典。对外开放后，上级有意筹办一本翻译杂志。我考虑，介绍外国社科，有风险，难把握。当时正引进几部日本电影，很受欢迎，我就提议办一本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于是就诞生了后来颇有名气的《译林》，并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新生涯。回想起来，我与翻译的结缘，是对外开放形势带给我的机遇，当然也有我多年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与向往。这两者的合力，使我并非刻意追逐地走上了翻译出版道路。
李  婧：从您的《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看到，《译林》初期资料缺乏，译者难找，可谓“白手起家”。请问，当时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李景端：由于长期的禁锢，那时我国读者对西方现实极为陌生，不少人对美国还停留在“纸老虎”这种认识上。为此我把《译林》的宗旨，定为"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着重介绍当代的外国文学，尤其是那些贴近西方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
搞翻译首先要有翻译版本。当时手上没外汇，就有也不知道买什么，能买海关也难进。若按“常规”去办，肯定不通。但我不甘罢手，就采取“打游击”办法。我把认识的译者、出国朋友、驻外记者、外籍教师、海外华人等涉外资源，尽量发动起来帮我找，还争取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把宾馆里外宾走后不要的外文书刊，也收集起来挑选。别看不起，这样做，还真缓解了不少资料的困难。
我在翻译界起初没有任何人脉，加上因刊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又使《译林》受到译界某些权威的打压，更增加了我们找译者的困难。好在那时有钱钟书、戈宝权、冯亦代等多位名家支持鼓励我，我便把目光瞄准到不知名的中青年译者身上。我到上海，联络组织高校一批有水平、却没书译的外语教师，放手交给翻译任务，提供出版园地，推荐他们参加学术会议，还专拨一笔钱，供他们买词典、抄写、复印、邮寄材料、及联络交通等开支。《译林》当年这样做，既解决了找译者的难题，又扶持了一批翻译新生力量。像先后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海外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著名翻译家杨武能、黄源深、孙致礼等，都曾因得到《译林》的帮助而走上翻译的道路。
在处理上述两桩事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什么清华精神。但今天回过头加以深思，当我面对《译林》种种困难时，所以没有泄气逃避，坚持迎难而上要把《译林》办好，这种坚忍和执著，应该也属于早年清华精神一种自发的传承吧。
李  婧：您在担任译林出版社社长期间，策划与编辑了包括《尤利西斯》、《杨绛译文集》、《冰心译文集》在内的一大批名著。如果让您推荐三本书给今天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您的选择是什么？
李景端：笫一本《尤利西斯》。这是当代世界文学极富特色的名著。它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已成为国际文坛的共识。作为外文系的大学生，不能不读不了解这部作品。尽管乔伊斯写法怪诞，文字难懂，但它毕竟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人们可以不喜欢它，不必去模仿它，但应该了解它，研究它。
笫二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译林版这本文学史，新在不按传统的分国别写，而是分时期横向来写。这样有利于从世界的视野审视20世纪各阶段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它收集的材料，也是目前同类书中最新最全的。      
笫三本《宽容》。这是美国房龙写的一本名著。我读后很有感触。胸襟宽阔，心境宽容，这是人的一种美德。对人对己，都要学会善待和宽容，遇事别去斤斤计较，不要耿耿于怀，这样才会快乐，才能聪明。
李  婧：您对清华外文系有意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李景端：文学翻译是根据他人作品进行的再创作，受制性较大，想出名不容易。但它很有价值，也很有乐趣，既然选择了学外文，那就要树立甘于寂寞的心态，努力在翻译的涌流中追波逐浪，更好地实现自我。
对此，我想送你们三句话：一是学好外文同时，别忘学好中文。好翻译离不开好中文。二是别做文字翻译匠，要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既要善于“拿来”为我所用，也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三是坚守和弘扬前辈翻译家传承下来的良好译德，谨记老学长杨绛所说的“一仆二主”，即译者是原作者及读者这两位主人的仆人。清华园曾经走出了许多堪彪翻译史册的翻译大师，长江后浪推前浪，衷心希望清华学子为建设中华文化强国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