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4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翻译的《上海，远在何方？》和其他3部作品荣获文学翻译奖。该奖项在上一届空缺，因此，这4部作品堪称中国文学翻译界8年以来最优秀的作品。身为中国德语文学界的知名教授，韩瑞祥致力于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德国文学，并主持翻译了一系列德语文学作品。近日，韩瑞祥就中德两国文学作品翻译以及传播情况接受了中国网的采访。

中国网：韩老师，祝贺您获得鲁迅文学翻译奖，这一国内文学翻译的最高奖项！获奖作品《上海，远在何方？》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您当初为什么翻译这部小说呢？韩瑞祥：谢谢！小说《上海，远在何方？》主要讲了犹太人在二战时期流亡上海的故事。在法西斯德国，希特勒以非常残暴的方式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而遥远的上海却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尽管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但18000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这里活了下来，这也算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奇迹。虽然，上海在保护犹太人方面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这段历史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在国外，也是近些年才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德国作家是如何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再现这段历史的，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这本书的作者在写作前酝酿了20多年，曾经到欧洲和以色列的博物馆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她两次来到上海走访历史遗迹，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得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加之作者是诗人，语言非常优美。2008年，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之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获得多个奖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版了8次。我托一个朋友从德国带回了这本书，读后发现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就决定翻译这本书了。
中国网：您大约用了多长时间来翻译这部小说？有什么难度吗？
韩瑞祥： 从2012年7月到2013年6月期间，我大约用了10个月时间来翻译。201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翻译的难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虚构的情节和真实的史料不断相互交织，形成了小说表现独特的结构模式；二是，作者诗意的语言使得大量的隐喻和象征性的东西隐藏在字里行间，语言层面丰富，这都给理解和翻译带来一定的难度。翻译过程中，我曾有机会和作者多次直接交流，这对于翻译有很大帮助。国网：您翻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韩瑞祥：在学校里，我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以前很少搞文学翻译。1997年，我参加了一个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文学翻译研讨会，就当时国内对卡夫卡作品的复译和烂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文章后刊登在《中国翻译》上。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恰好打算梳理一下国内的卡夫卡翻译，准备推出卡夫卡小说全集。于是，我就组织了7、8个研究卡夫卡的学者，重新翻译卡夫卡的全部小说，于2003年出版了《卡夫卡小说全集》。我在其中翻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和《审判》。以前我也翻译过一些东西，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文学翻译。
中国网：您主要翻译过谁的作品？
韩瑞祥：这些年我主要翻译了卡夫卡的小说、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戏剧、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小说和戏剧、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小说、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杂文、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小说等。近几年主持与德国外交部、柏林文学之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当代德国小说翻译” 项目，翻译出版了4部当代德语小说，其中包括获奖作品《上海，远在何方？》。
中国网：“当代德国小说翻译”是怎样一个项目？
韩瑞祥：“当代德国小说翻译”是我们这个翻译团队与德国外交部、柏林文学之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长期合作项目，每5年一期。第一期从2010年到2014年，一共翻译了10部小说，我翻译了其中4本，分别是《卡尔腾堡》（2010）、《黑暗船》（2011）、《阳光下的日子》（2012）和《上海，远在何方》（2013）。现在我们正在做弗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的文集，计划明年出版。
中国网：弗尔克•布劳恩是怎样一位作家？
韩瑞祥：他是一位东德作家，2000年获得毕希纳奖。他的诗歌非常好，作品也非常具有批判性，但是在当时东德的大环境下，他写得非常隐晦。即使这样，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过程非常曲折，经历了4年的激烈争论。最终，这部小说于1983年同时在东德的Mitteldeutscher Verlag和西德的Suhrkamp Verlag出版，但也是做了一些修改的。我80年代在奥地利留学时读过这本书，觉得很好。去年，“德中文学论坛”之际，这位作家来到中国，柏林文学之家想要推介他的作品，我们就立刻达成一致了。
中国网：您是选择翻译德语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会不会迎合中国读者？
韩瑞祥：对于中国读者的喜好，我相对考虑的比较少。我更多关注的是当代德语文学的动态，包括几大德语文学奖项的走向，还有德国朋友的推荐。实际上，中国人和德国人对文学的感知和欣赏存在不少差异，严肃的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者，主要任务就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德语文学的现状，让他们了解当代德语文学在关注什么，这也算是为中国读者做了一些事情。
中国网：现在我国德语文学的翻译情况怎样？主要有哪些人从事德语文学翻译？
韩瑞祥：文学翻译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因为生存压力，几乎很少有人专门从事文学翻译。我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大学里教翻译的老师很少有做文学翻译的，大部分是口译。现在主要是研究德语文学的高校老师凭兴趣做一些翻译工作。在我主持的“当代德国小说翻译”项目中，参与者大都是高校德语老师，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对文学和翻译感兴趣，并且对德语的理解能力和中文的驾驭能力都比较好。
中国网：中德之间关于文学翻译的探讨多吗？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活动？
韩瑞祥：关于中德文学交流的研讨会还是挺多的，但主要都是德国出资举办的。而在文学翻译方面，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去年12月份在大理举办的“中德文学翻译作坊”。在4天的时间里，6个中国译者和6个德国译者就各自翻译的具体文本展开了十分有益的对话和讨论。当然在翻译理念方面，双方存在着一定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中，德国人的翻译作风还是非常严谨的，也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柏林文学之家，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韩瑞祥：像柏林文学之家这样的文学机构，几乎在每个德国的大城市里都有。他们是一种文学运营机构，有赞助单位，比如德国外交部、一些基金会、有关企业等。它们通过举办朗诵会、论坛、对话等文学活动，为年轻作家提供发展的可能性，也将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德国很多作家就是在文学之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比如《卡尔腾堡》和《阳光下的日子》的作者。相关基金会向他们提供工作奖学金，他们可以在柏林文学之家专心创作，还会得到文学大师和批评家的指点，也通过朗诵会等活动和读者交流。他们都认为，柏林文学之家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年轻的作家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此外，柏林文学之家也为翻译提供奖学金。比如，我在翻译《卡尔腾堡》的时候，就获得了博世基金会的工作奖学金，不仅有机会和作者直接交流，还实地参观了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点。这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除了文学之家之外，德国有很多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的机构致力于促进德国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在向国外推广德国文化方面，德国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熟知的歌德学院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和同济大学的德国外教，汉学家Marc Hermann一起主持的“翻译作坊”就是歌德学院为其资助的翻译项目开办的。
中国网：目前，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怎样？
韩瑞祥：相比中国对德国文学的开放态度，德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还存在较大的偏见和局限性。2010年，我应邀参加了由德国外交部在柏林举办的“德中文学论坛”。我和浙大的范捷平教授代表中方与德方4个文学批评家、学者和汉学家进行了对话。当时，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给我的感触也很深。我们觉得，因为有《红高粱》和《活着》等译本在德国的流传，在德国人眼里，只有莫言和余华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甚至把一些不入流的中国作家与之相提并论。对此，我们进行了严厉的反驳。因为德国很多读者始终把中国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最原始、最愚昧、最残酷的东西看成中国形象的根本。德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依然没有超越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也没有放弃他们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是比较片面的。中国网：目前，政府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您认为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有哪些问题？韩瑞祥：政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项目和拨款都不少，但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缺少具体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人才。我觉得，有些事情单靠我们自己也是难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一直想把贾平凹的作品介绍到德国去，但是在德国却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要介绍到国外去，没有外国人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地方特色明显，很多陕西方言而且乡土气息浓厚。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作品的张力却很大，完全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他的这种特点在中国是优势，但是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却是很大的弱点，因为对译者的要求非常之高。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有相同的问题。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在立足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必须寻求持续的国际合作。
人物介绍：韩瑞祥，陕西礼泉人，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获得硕士（1982年）和博士学位（1987年）。199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工作。主要从事德语文学教学和研究，研究重点是现当代奥地利文学。先后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全文收录），文学名著译作14部（《雪地三游客》、《迪伦马特喜剧选》、《失踪的人》、《审判》、《当叔本华滑倒的时候……》、《卡尔腾堡》、《黑暗船》、《施尼茨勒读本》、《阳光下的日子》、《上海，远在何方？》、《去往第九王国》等），并主编文学名著丛书4套（《卡夫卡小说全集》、《巴赫曼文集》、《汉德克文集》和《施尼茨勒文集》）。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项目“20世纪奥地利文学史”，主持和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也纳现代派”。专著《20世纪奥地利瑞士文学史》获得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0年）。译著《上海，远在何方？》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目前承担着2个项目（其中与奥地利教育部合作研究项目1项，与德国外交部和柏林文学之家合作文学翻译项目1项）。
（转载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