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雷 王立非  刘馨媛

摘要：国家语言服务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概念，其中的应急语言服务更是在新冠肺炎的抗疫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重要性。笔者从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服务的概念入手，定义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和范围，以本次抗疫过程的一些实例说明其重要意义，进而提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指出如何建设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体系。

关键词：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需要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社会发展安全出发，制定新时期语言规划，明确不同的语种需求规划，在全面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李宇明在2011年首次呼吁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后，学者开始关注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从语言战略规划、语言资源等角度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其中，“国家语言能力的特征之一是能够提供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服务”（张天伟，2016：88），虽然强调了语言应急服务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少有研究明确界定了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的概念和范围。滞后的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带来应急语言能力研究的匮乏，进而大大影响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将更加无法满足我国公共突发事件中出现的大量应急语言服务实际需求，损害我国国家安全与利益。

        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核心概念“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及其研究范围，呼吁学界重视应急语言服务研究，重视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并对“国家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1 国家语言能力概念及研究成果

        开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这十年，最大的特点便是充分体现了国家语言能力概念逐渐清晰化、多元化的认识过程。目前国内已有对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来源和界定的研究成果（文秋芳，2016，2017，2019；戴曼纯，2019；苏金智、张强、杨亦鸣，2019）。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Brecht 和Walton在1993年提出。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相对较晚，李宇明率先尝试性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¹的概念，该定义首次将语言能力纳入服务国家需求。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展开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在过去十年中，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在研究论文、国家级立项和著作与论文集等方面的成果都较为丰富，本文主要从研究论文成果梳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发展。笔者在CNKI上以“国家语言能力”为主题词，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含CSSCI）和《语言战略研究》²，共检索到120篇文献，剔除不相关文献和会议综述得到88篇。

        2008年-2014年，多在宏观语言生活、语言政策与规划层面呼吁提升语言资源意识，强调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虽然李宇明、文秋芳等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做了先导性的界定，但缺少对已有概念的解读，混用公民语言能力和国民语言能力的情况较多，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范围也尚不明确。笔者赞同魏晖对国民语言能力的定义，即“国民语言能力是国民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沟通的能力，是一种多语能力，包括母语（方言）能力，国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外语能力”（魏晖，2014：5）。笔者认为不少研究中出现的国民语言能力与公民语言能力，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应是一致的，不仅涉及汉语能力，外语能力，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母语能力。但还是有部分研究对国民语言能力和公民语言能力的认识不清，仅仅探讨外语能力或者汉语能力。有学者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否要包含“国家语言能力是否包含公民（国民）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网上语言学习资源开发”（文秋芳，2016：25）的疑虑，尚没有得到解决。

        2015年-2019年，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和外延，综述国内外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这一阶段基于现有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的分项能力研究也多了起来，如国民普通话能力、语言技术开发应用能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此阶段学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范围也有不同看法。随着对国家语言能力认识的深入，国内已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界定国家语言能力。目前已有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戴曼纯认为国家语言能力认识视角有商品观、资源观、战略利益观和人才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三大属性（戴曼纯，2019）。笔者分类对国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梳理如下：

        语言能力角度。李宇明率先引入“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但由于国家语言能力的外延极其丰富，他尝试性地指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需要的能力”（李宇明，2011：1）。外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此后的几年中，多数学者参考了李宇明对国家语言能力的阐释。在2018年，李宇明在2018年将原来的定义调整为“国家利用语言处理海内外事务和发展自身的能力”（李宇明，2018：7）。

        语言资源角度。魏晖是最先开始针对性探讨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学者，他借鉴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对语言资源的外延进行界定，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魏晖，2015：38），为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解读提供了新路经。之后，戴曼纯在综合国内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总体上包括语种、人才、技术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制度”（戴曼纯，2019：40），并构建了国家与子能力结构模型图。

        语言安全角度。黄德宽提出“国家语言能力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外语能力，包括拥有的外语人才数量和水平，外语教育涉及的语种数量和质量，外语资源对国家需求的适应性等方面”（黄德宽，2014：11），但笔者认为这不能严格算作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赵世举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其关键要素包括语言资源的拥有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管理能力和语言影响力等”（赵世举，2015：104）。

        语言规划战略角度。文秋芳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文秋芳，2016：26），并在对当时已有概念（李宇明、赵世举、魏晖）逐一评析，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首次绘制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及其关系的构念图，给出五项评价指标（1）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2）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3）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4）国家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5）国家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她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构建对之后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理论框架。

        社会语言学与心理学对语言认识的角度。文秋芳基于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对语言的认识，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共同构成”（文秋芳，2017：66）。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既需要内外兼顾。

        目前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有丰富拓展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的研究，有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家语言战略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介绍研究，并对我国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提供建议，也有对基于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的应用探索。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在理论建构层面已有初步成果，相对而言基于需求分析的实证研究远远不足。目前尚处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初期阶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分析，有利于丰富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发现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多渠道途径。

        2 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2012年，《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机制……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2）。但从国家语言能力近十年研究的梳理中可看出，目前专门针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应急语言服务及研究非常匮乏，学界对关于应急语言能力的阐述常散见于基于语言战略规划、国家安全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与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紧急性和重要性不相匹配，体现了我国语言应急服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及时的语言服务体系和应急语言响应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的各种语言问题依然尤为突出，需要加大国家语言能力的应急服务及其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与利益。

        在国家语言能力近十年的研究中，早在2011年，李宇明就曾提到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能否得到及时的、合适的语言支援”（李宇明，2011：69），外语规划需要考虑不同语种需求规划，其中就包括应急语种的需求。例如，面对国内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情况，需要制定语言沟通预案，满足救援活动中救灾队员、心理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类工作人员的语言支援需求，防止由于各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沟通不畅而影响救援；在国际维和、反恐、联合军演、救援、缉毒等紧急涉外军事行动中，同样需要语言支援促进沟通，防范风险。李宇明较早地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和范围，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2016年，文秋芳将 “应急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分项能力“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之一，指“处理海内外突发事件的处置力”（文秋芳，2016：27），但目前还没有基于此理论框架对语言应急能力的研究。同年，张天伟基于对美国服务团实践机制的评析，提出中国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2018年，徐琳、胡宗锋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安全事件同样急需外语能力，认为“语言（外语） 能力及其语言资源的优劣、多寡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非传统安全及公共安全领域风险的可控程度”（徐琳、胡宗锋，2018：43）。2019年，张日培等学者提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概念，是指“紧急事态下的语言服务，提升其能力是当下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发展语言文字事业等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制度、组织、技术支撑、志愿服务等完整体系”（张日培，马春华，吴剑锋等，2019）。2020年，李宇明、王海兰基于数据分析，就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字问题探讨了提升语言应急能力的具体举措：“建立湾区语言应急机制、建立专业化的语言应急队伍，拥有智慧应急的语言技术装备、制定语言应急规范”（李宇明，王海兰，2019：18），值得借鉴。

        基于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服务的概念，以及应急语言能力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国民语言能力，又体现了公民语言能力，它指当国家遇到如天灾人祸、危重疫情、战争爆发等突发状况时，调动国民和公民的语言资源，协助应对紧急状况所需要的语言服务。在中国，这种语言服务涉及到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以及英语和其他相关语种。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对我国面临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或其他紧急事件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当前，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从撤侨行动、紧急动员、科普宣传到全国援鄂、方言手册、语言应急服务团、语言救援等，再到国内外各种疫情资讯报道、国际舆情监控与技术文件翻译等，无不彰显着语言服务的身影。但透过疫情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还有不足之处。从应急语言服务提供方（政府、行业、高校）看，面对艰巨和紧迫的抗疫保卫战，缺乏精准、高效、透明、统一的疫情信息标准发布和管理；面对海内外大量的援助物质和人员调度调配需求，武汉防控指挥部只能通过网络向社会“喊话”，求助语言服务志愿者；面对外籍人士的疫情咨询和援助需求，多语种服务信息平台和应急呼叫中心缺位。从应急语言服务使用方（普通民众）看，海量渠道不明、未经核实的境内外疫情信息和虚假谣言充斥日常生活和网络，真假难辨，直接导致恐慌情绪与盲从行为。（王立非，2020）。从本次抗疫防疫举措中明显看出应急语言服务和应急语言人才的重要性，但也同时暴露了我国应急语言服务缺乏体系的问题，急需加快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体系。

        3 建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3.1 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不忘记“养兵”，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就有优质的“兵源”可以执行应急状态下的各种应急措施，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服务。以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为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专职和兼职语言服务人员；政府应急反应机构中设置语言服务专门岗位，负责语言应急服务的规划制定、民情调研、咨询报告、资源协调等工作。有突发状况可以快速反应，向上提供应急服务的法律依据、应急思路和部署方案，参与并提供实时的语言生活现状，向下帮助相关机构制定术语确认、宣传途径、口号标语等内容，同时对基层提供所需的语言服务。在这次抗疫中，这个环节显然缺位。例如1）“新冠肺炎”的中英文命名。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2019-nCoV（急性呼吸疾病）”,把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2月7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时命名事宜的通知》中提出，将此病暂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2月11日，世卫组织又重新命名为“COVID-19”。11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为“SARS-CoV-2”。随后，语言学家冯志伟向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建议，沿用“新冠肺炎”并采用“萨斯-冠2”（病毒名）。由此可见，从疫情爆发以来，有关病毒的命名讨论一直在进行，不同的官员和学者其命名的立场、方式和思路不同，结果就不相同。如果提前做好各种研究和命名方案，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术语命名就有章可依，快捷准确。专职和兼职的语言服务人员主要以政府公务人员为主，平时对他们开展相关语言服务法律法规和执行方案教育，紧急情况出现时兼职人员可以在专职人员的帮助下，联手根据各级政府的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提供相关的语言服务。以新冠肺炎的疫情为例，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内若在应急机构及其预案中有若干名专兼职语言服务岗位和人员，疫情发生时在领导机构讨论处置方案时就可以随时提供语言服务的政策与措施建议，不至于等到束手无策的时候才由民间自己想方设法。对本地的抗疫公示语如何用准确的方言表达，如何帮助外地医护人员听懂本地患者的方言，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等专家团队很快就积极参与抗疫的语言服务，观察了解并记录研究相关语言生活，民间很快出现了帮助医患沟通的方言手册和音频视频，说明语言服务专兼职岗位与人员存在的必要性。还有，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地区在防疫过程中都要对居民进行逐一排查，开展流行病学的追踪等，参与排查的基层民警和街道干部很多都以本地方言开展工作，上级领导检查工作，这些人也需时常提供语言服务。我国提倡保护方言多样性，专兼职的语言岗位和人员更是刚需，不可忽视。

        二是专家学者、政府公务员、社会工作者、高校志愿者等；在历次天灾人祸发生时，都有专家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积极参与。前文提到的冯志伟、李宇明等教授就是专家学者的典型代表。再例如北语的语言服务研究中心在疫情发生后一直积极开展工作，北外高翻师生为国际医疗专家翻译来自前线各地第一手的病例和疫情报告，中国翻译协会及时建立疫情权威外文发布机制，广外高翻钱芳老师为世卫组织专家考察武汉疫情提供口译服务，不少翻译师生在疫情中主动作为，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主动提供语言服务。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这部分人员主要涉及两种，一种是拥有汉语和外语两个以上语种工作能力者，另一种是拥有汉语普通话和某地方言工作能力者。汉语和外语双语工作者主要负责汉语和各类外语之间的沟通，例如汉外术语翻译、新闻发布会翻译、专家考察现场翻译、疫情报告翻译、救灾物资说明翻译以及各类传媒翻译等，涉及的语种往往也不固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开始以汉英语对为主要工作语言，对国际社会及时发布国内疫情为其主要内容，后因疫情传播，病毒所到之地的语言都有所涉及，语种范围迅速扩大。汉语普通话和地方方言工作者主要负责使用方言者与其他地区人员之间的沟通，例如四川大地震救灾需要懂得四川方言者协助，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几万人驰援湖北，大量患者使用湖北方言，方言工作就凸显了重要性。疫情在欧洲美洲等地扩散之后，除了英语、日语、意大利语等语种外，各语种也有自己的方言。日常生活中的语种和方言使用并不显山露水，貌似可有可无，因为总有替代的方法可以解决，人们感受不到语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一旦灾情发生，沟通成为重要的渠道，语种和方言的掌握就成为救灾活动的刚需。

        三是口译员、笔译员、项目经理、质量管理人员等。语言服务专门的机构除了政府机构外主要是企业，语言服务企业往往比政府机构嗅觉更加敏锐，更加主动提供语言服务。在这次抗疫战斗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语言服务企业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疫情抗击，提供语言服务，其中46.02%的企业提供了线上口笔译服务，还有13%的企业不顾风险，直接赶赴疫情地区，提供现场口译服务，体现出了人道主义大爱。23.01%的企业为海外捐赠提供语言服务，16.81%的企业为外籍人士提供咨询服务，另外还有少量服务涉及疫情相关培训和网络及手机抗疫产品研发等，如武汉的传神公司就联合北京语言大学短时间内开发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网络平台和手机APP。新冠肺炎疫情虽在武汉爆发，却影响到全国各地和全球，世界各国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中国抗击疫情，有很多海外华人华侨捐款捐物，产生了许多应急语言服务。语言服务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利用自身优势，为抗击疫情提供专业化的翻译服务，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彰显出语言服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不过撤侨、停航、停发签证等举措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海外语言服务业务开展和合作，导致部分英语国家的业务暂停或取消，从而影响到英语相关的语言服务。作为语言服务企业，可以从疫情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反思语言服务的潜力和储备，预估语言服务在灾后重建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去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在新冠肺炎中，不少语言服务以线上服务为主要提供方式，尤其是笔译，还有部分口译（如电话咨询、视频会议等），以及产品本地化等，相关企业在复产过程中，会总结服务经验，确保服务质量，同时总结线上服务的质量管理和居家办公的管理方式。

        3.2 如何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迫切需要构建完整和有效的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首先要针对汉语外语和汉语普通话方言两种不同的情况调研社会需求，估计应急语言服务的数量需求和场景术语等需求。例如，国际专家视察的口译服务、国际援助物品的通关语言服务、国际援助物品的产品资料翻译、国内疫情和抗疫形势的新闻发布与媒体传播、抗疫资源的产品说明书翻译（包含技术写作）、国际人员流通渠道的语言沟通等；国内抗疫主战场的相关方言、方言与普通话和方言直接与外语之间的沟通等等，都需要考虑在内。

        对于政府而言，各级单位应设立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岗位，或指派专人负责应急语言服务工作。此外，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或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培训需求，确定培训目标和培训对象，委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和社会（志愿者）组织等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培训。上述人员既要具备一定水平的英语沟通能力（其他语种视地域有所侧重，如山东对韩语的需求等），又要有本地方言的沟通能力。他们要熟悉抗疫抗灾等应急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了解本地区居民生活习惯和特点，可以根据预案随时开展相关语言工作。

        对于高校而言，汉语教学要有相应的应急语言人才储备和培养方案，外语学科也要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思考和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增设应急语言服务方向，培养应急语言服务人才，根据应急语言服务的知识、能力和素养要求，培养应急语言服务意识、应急语言服务职业道德、应急语言服务专业知识、应急语言服务能力，设立应急语言服务特色方向，如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应急语言服务翻译、应急语言大数据分析等。开设应急口译、应急笔译、应急术语管理、应急语言技术、国内外安全管理标准、疫区防护与救护等课程。

        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院校，都可以考虑分三步走：第一步，在现有语言教学中增加应急语言服务课程，让学生了解应急语言服务的意义、范围、内容、职业道德和一般操作规范等；第二步，在语言专业中增设语言服务方向或应急语言服务方向，系统教授应急术语的创立、翻译、建库及管理，应急语言表述的规范、文体与写作，应急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报道，应急语言服务的管理等；第三步，建设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应急语言服务专业，本科生侧重训练应急汉语和一两门外语的运用能力，培养基本的应急语言服务意识和操作能力；研究生则重点提高相关的写作、翻译和管理能力，包括应急语言服务的上下游关系协调能力等。

        此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语委规划项目都要设立应急语言研究的相关课题指南和经费资助，引导广大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研究生参与课题申报，各类语言研究机构都要支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针对每次灾情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此类研究不以单纯的发表论文为目的，主要是针对性和有效性应用研究，成果评估以实际应用为标准，可以对抗灾提供有效的语言服务解决方案、应用技术与操作方法，对实用性和效果好的方案、应用技术和方法给予评奖和奖励，并推荐申请国家专利，对应急语言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对于行业而言，积极推进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训与交流平台建设，加强疫情语言服务软件开发、案例库和数据库建设、语言服务咨询、行业调研等，设立第三方语言服务评估机构，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造成的影响进行准确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

        4 结语

        本文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出发，发现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严重匮乏，与实际突发紧急事件所需要的大量应急语言服务的现实需求不相匹配，需要引起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国家应急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重视充分利用各层次应急语言人才资源，政府、高校、行业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项目基金：本文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重点项目（编号：2019GD0021A）和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2019JGXM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013年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首次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语言实力”。之后李宇明、魏晖等学者指出，“国家语言实力”有别于“国家语言能力”（具体参见李宇明，2011；魏晖，2015），学界的相关讨论主要围绕国家语言能力展开。
2. 由于《语言战略研究》发表了较多关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文章，因此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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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雷，博士，博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mulei2002@139.com
王立非，博士，博导，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北京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专家，philipw@126.com
 
刘馨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