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28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知名翻译家、作家、出版商和学术大家共聚一堂，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跨越边界：第一届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高峰论坛”中各抒己见，为中国文化的对外推介出谋划策，从不同侧面共同探讨文化译介的有效机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文化文本译介对文化“走出去”的意义
资深翻译家、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燕汉生指出，一个国家出版物中翻译作品的比重（包括译进和译出）反映这个国家接受外国文化影响和对外文化影响的程度。如果译进的比重过大，说明本国文化脆弱，无力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中国翻译历史上长期存在译进作品数量远超译出作品数量的现象，这说明中国还未能成为世界上的文化大国，其文化影响力亟待提高。在燕汉生看来，图书的海外存在，与经济和军事存在相比较，更为持久；特别是文学作品，它最受欢迎，翻译量最大，也最容易突破国界。美国著名亚裔美国文学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授张敬珏（King-Kok Cheung） 则从具体案例出发，通过分析美国亚裔作家Marilyn Chin与梁志英（Russell C. Leong）的英语诗歌和中国古诗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学典籍对美国亚裔作家的深层影响。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教授谢少波则剖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双向流动，指出中西方思想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中国社会在接受西方思想与观点的同时，中国化的西方概念也传播回西方，并对其社会和思想产生显著影响。无独有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Jonathan Locke Hart教授从历史、文学与翻译的角度阐述了文学译介对目的语文学系统的深层影响。他以英国文学为例，指出其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从异国文学汲取养分的现象，认为来自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学系统的优秀文学作品对英国诗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与会专家的发言从各个角度表明，成功的文学译介，特别是对于蕴含中国文化智慧结晶的典籍的译介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使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养成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兴趣与鉴赏力，达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辨识度的效果。
跨越符号的边界——探索“大翻译”模式
如何成功高效地译介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典籍近年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翻译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许多典籍译介的策略。在本次论坛上，罗选民教授提出了“大翻译”的概念，指出“大翻译”指通观之下的语符翻译 ，其对象是中国典籍，阐释、翻译和文化意象建构是这一活动的目的。通观意味着翻译活动不是聚焦的，而是散点的；语符意味关注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而且是符号的，更准确的说是两者的混合体。它的视觉效果是马赛克似的，非远看而不能窥其全景。他倡导通过“大翻译”模式使文化典籍得到多重阐释，覆盖目的语文化的各类读者，并有可能最终融入目的语文化，成为异域的文化经典。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国语言文学系萧丽玲教授（Li-ling Hsiao）教授也以《西厢记》中“莺莺听琴”一节中的插画为例，解释了基于视觉与空间维度的符号是如何对基于听觉与时间维度的音乐进行“翻译”的，分析了符际翻译的方式对意义传递的重要影响。萧教授的研究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但属于广义的翻译活动——即以一种符号系统表达由另一种符号系统所创造的意义，她所提出的例证恰恰呼应了“大翻译”的模式。而Graham Earnshaw在会议现场演绎的以翻译为主题的原创歌曲也正是一种跨越符号界限的翻译实践。美国著名作家、美国图书奖、美国作家协会诗歌奖获得者梁志英教授（Russell Charles Leong ）在会议中的介绍同样也呼应了“大翻译”的关切，以个人诗配画多媒体诗作MothSutra的创作经历为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为“大翻译”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例。跨越国界的边界——探索合作翻译的翻译模式
本次论坛邀请到燕汉生、黄友义等多年从事翻译实践的著名翻译家。他们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合作翻译这一实用高效的典籍翻译模式。燕汉生根据自己在《中国文学》和国家外文局几十年的中译外工作经历，指出“中外合作翻译是个好形式，曾造就了一些著名译者和译作”。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也指出，在外文局通行的翻译模式之一就是由国内和国外译者配合的合作翻译模式。他介绍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翻译中由中外译家合作的翻译模式，指出在中国典籍翻译中最佳组合就是中外翻译家组成的翻译团队。这种组合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外专家的语言与文化特长，使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密切合作与磋商，为优秀译文的产生做出贡献。国内以外文社为代表的出版社近年来已经开始尝试邀请在美华人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国文学文化文本的译介之中，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然而，因为目前境外熟悉中国文化与文字的合格文学译者尚为数不多，所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译外的工作还需要主要倚重中国译者。因此，黄友义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应该引起翻译学界的关注，以便探索更加高效可行的跨越国界的合作翻译模式。黄友义的观点引起了张敬珏教授的回应，她以为美国中文系学生教授《西游记》的亲身经验为例，提出中译外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在她看来，译介主导者，即译者与出版者也应该关注译本读者、特别是作为专业读者的评论家的意见，与其进行更密切的交流，以更好把握典籍译介的特点与评价标准。跨越身份的边界——作者、译者、出版者以及评论家的身份与合作模式
翻译和创作一样，都与出版互为依存。没有创作和翻译，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出版，反之亦然。黄友义指出作家、译者、出版者与评论家是命运共同体、是天然的盟友，因为对方的存在而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以及丰富的文学文化知识体现在其所创作的文本中，通过译者的工作介绍给异域文化的读者。而同时译者的工作也需要原作作者的配合与帮助。黄友义以与作家王蒙以及梁晓声的合作为例，指出一些优秀的作家会十分愿意配合译者的工作，实际上成为了译者的合作伙伴。作家积极参与到翻译过程中的方式已经突破了其职业身份的界限，却为文学译者的工作带来了有益的影响。此外，黄友义还指出评论家对于翻译的评论对于促进译文在目的语文化的推广也有着重要意义。评论家的反馈不仅能促使出版商和译者更加自觉的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与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同时提升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知名度与辨识度。兼有译者、音乐人与出版人多重身份的Graham Earnshaw，跟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翻译并出版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译者与出版人的密切合作对于成功的文学文化译介的重要意义。跨越学科的边界——以多学科视角探索文化文本译介的实践与理论
打造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新格局，要从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学科的层面来思考翻译问题。不仅要注重共时的政、经、文、体的翻译，还要注重历时的典籍、历史文献的翻译研究；要从地缘性角度来挖掘翻译资源，通过共时和历时的翻译研究来形成中国翻译的集体文化记忆。多位与会专家都认为，翻译研究要更加多元化，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神话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认识译介行为的本质与规律。罗选民教授特别提到探寻大数据技术对译介实践的潜在意义。他认为，大数据技术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对我们的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会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学文化译介的过程，随时掌握译文传播效果、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构建高效的译介机制和客观的评价机制，使中国文化不仅能够走出去，而且能够驶入快车道。他同时强调，在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仍然是人文主义思想，翻译技术本质上应该是数字人文主义关照下翻译人文和技术的融合。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翻译技术应该为以全面推广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大格局”的翻译而服务。“性相近、习相远”——文化自觉对中国文化译介活动的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提交的会议发言稿里指出，“性相近、习相远”这句古语指明了“同”和“异”的交织，或者说“相近”和“相远”的两重性，由于人性之相近与文化习俗之相异所带来的文学上的可译和不可译对于文化交流既构成了永恒的动力，也构成了永恒的障碍。在文化文本的译介过程中，既要因为“性相近”而自觉捕捉人性中共通的情感，也要因为“习相远”而自觉跨越文化的藩篱。对于人性之相近，来自丹麦的Johs., N. Frandesen教授以安徒生童话在世界的译介和传播为例所做的分析堪称最佳佐证。他指出，使安徒生童话故事获得世界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作品中包含的幻想与情感。人类所共有的想象力和对真善美的渴求使安徒生的故事赢得各国读者的共鸣，也将各国读者联系在一起。Frandsen的发言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极为成功的文学译介案例，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译介为中国的文学文化译介提供了借鉴，即包含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的文学经典是超越时空、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对它们的译介应该成为对外文学文化译介的重点。这种着眼于世界文学审美观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文学文化译介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对于“习相远”所带来的文化差异，Graham Earnshaw则以自己翻译和出版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OUP 2004）的经历，详细介绍了其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对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他对中西小说叙事与架构方式差异的考察及其对文化细节的处理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长期在中国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使Earnshaw具有对于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的深入了解，也使他在包括翻译选材、翻译过程及出版推广在内的各个译介环节中具有了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保证其所译的作品能够成功到达目的语文化并获得读者的欢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要求。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为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次论坛的过程中，“大翻译”、“大格局”的译介意识已经开始在与会者中悄然形成：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以及文化文本的译介过程中，必须让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相辅相成，在正视自我的基础上，以“听得到、听得懂”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国际竞争力。
